丝绸之路一万里，六千里在中亚，中心则在敦煌(2)

骑象猎豹图，瓦拉赫沙宫殿红厅壁画，布哈拉古城(公元730-738年)

事实上，毛铭译介这批研究成果的心愿萌发于更早。2003年盛夏，她曾跟随俄罗斯冬宫中亚和高加索馆长马尔夏克和法兰西科学研究中心带头人葛乐耐，到曾经的粟特中心撒马尔罕发掘谷仓和壁画。正当他们在一片泥泞之中挥汗如雨时，一份传真辗转数国发到了考古队，通知他们，又一个粟特人墓葬在西安出土，墓主史君是粟特胡人，也是北齐高官。而此前几年，两位在北齐做官的粟特人虞弘和安伽的墓葬相继在太原和西安发现。上世纪末层出不穷的考古新材料让中亚研究者们颇感兴奋，“中外学者觉得有必要在一起开会交流”。这便有了2004年在北大教授荣新江、李孝聪与葛乐耐等人合作举办的“粟特人在中国”研讨会。

那次研讨会上，年轻的毛铭与另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学者担任现场的口译和笔译。她意识到，马尔夏克、葛乐耐以及荣新江等人的研究有趣而重要。当时，对海外学者中亚研究的译介几乎是空白，这批学者的论著往往是先在海外英文期刊发表，然后慢慢被零星翻译，读者也大都集中于学术圈。“那时候还没有提‘一带一路’战略，我就觉得，这些学术资料，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的研究成果，国内是看不到的，只有是在海外英文杂志发表。我希望有人来做这个译介的工作。”

几年后，拿到博士学位的毛铭回到中国。她不断撰写、翻译中亚研究文章，也受邀举办讲座。她明显感受到，中国对中亚五国历史的热情在迅速上升，相反在欧美却是另一番景象。“在英国做中亚研究，是很苦的。对他们来说，也许中亚战略已经不重要了，他们已经放弃了。”可即便如此，那份创立于1995年的《中亚艺术考古学刊》依然坚持了下来。只是最近几年，它从半年刊转为年刊。

2007年，毛铭递交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粟特的研究，题目是“从尔朱荣到安禄山：北朝隋唐时期的粟特拜火教与中国佛教艺术互动”。“尔朱荣与安禄山都是在中国的粟特人，这篇论文讲的就是公元500年至700年之间，粟特拜火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她告诉记者，在敦煌石窟、龙门石窟、天龙山等地，都能看到粟特文化对中国佛教与墓葬艺术风格的影响。她也不讳言，从小热爱敦煌的她之所以没有选择敦煌做课题，是因为从博士论文需要具有的新材料和新观点来看，她很难在敦煌学中有所突破。“当时，如果说海外敦煌学已经搁浅并不准确，但也有多年没有新的材料出现了。”对比当年的情况，她觉得“如果没有‘一带一路’战略的话，我们研究粟特也会很孤独，就那么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