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超时劳动危害有多大(2)

这说明，基本工资比拼的是能力素质，加班工资比拼的是精力体力。加班时间长，加班工资多，意味着在农民工工资结构中，人力资本的回报率不高。对于农民工而言，既然学知识、学技术进而不断提升技能水平还没有超时劳动立竿见影且回报率高，那么，劳动力市场中这种用工需求，自然无法产生激发农民工积极主动学技术的价值导向。在全世界劳动者都在为减少劳动时间而努力的语境下，近年来我们总是看到农民工主动要求加班的新闻，这种并不合乎常理的做法，其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一些农民工的基本工资实在太低了，工资结构也太不合理了。

同时，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技术工人缺口很大”“技术工人待遇较高”的信息充斥劳动力市场，但是劳动力市场的统计数据并没有反映出农民工出现明显的学技术趋势的原因。当然，这也更充分说明，靠加班时间支撑起来的工资增长率，即便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也不值得忧虑，因为这实在难以上升到影响我国经济竞争优势的“高度”。

其次，会延缓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核心任务就是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这关系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关键在于让农民工进得来、留得住，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然而，农民工对城市归属感的培养，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农民工能够构建起自己的社会关系网，并且与周围人有稳定的互动交流，而这首先需要有足够的闲暇时间。

然而，超时劳动占用的恰恰是农民工的闲暇时间，而进一步将其固定在工作场所和生活场所两点一线的空间中。在有的企业里，这种状况已经严重到哪怕同住一个宿舍的工友，也如同陌路人一样不熟悉。与工友之间的交流尚且如此，与城市居民的交流自然更差。此前，上海社科院发布的“上海社会发展报告蓝皮书”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区活动的比例普遍不高，甚至不及其父辈。“经常参加”社区活动的仅为2.4%，从不参加的比例高达71.7%。而且，仅一成人表示与上海户籍市民来往最多，八成以上的交往对象依然是外地户籍为主。

《报告》也印证了这一点：在城市生活中，除家人外，进城农民工业余时间人际交往时，老乡占35.2%，不仅占比最高，而且还比上年提高了1.6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