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超时劳动危害有多大(3)

此外，进城农民工业余时间主要是看电视、上网和休息，分别占45.8%、33.7%和29.1%，而选择参加文娱体育活动、读书看报、参加学习培训的比重分别仅为6.3%、3.7%、1.3%。这说明，进城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要么倾向于“老乡见老乡”，要么倾向于“自娱自乐”，社会融合度并不高，社会交往也有待丰富。

人说到底是情感的动物，始终会有害怕孤独的恐惧。哲人有言，能享受孤独的，不是神就是兽。摆脱孤独的重要路径就是加强与他人的互动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工可以极大纾解置身城市的孤独感以及增强对城市生活的融合度，进而增加在城市生活的幸福感和满意度。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情感上的真正融入比物质上的融入更重要。因为，只有在真正的情感融入之下，市民化进程才是不可逆的。

再次，新的发展理念会落实不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的五大发展理念，这充分彰显了增进人民福祉、造福广大劳动者的价值取向。具体到企业层面，就是要致力于建立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共享机制，让劳动者充分公平合理地共享企业发展成果。

表面上看，农民工工资的增长意味着他们在分享企业发展成果。但是，如果增长的工资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超时劳动的贡献，则意味着农民工是靠法定时间之外的额外劳动量来提升工资水平的，这说明农民工收入的增长不是得益于和企业建立了一种合理的利益共享关系，而是得益于企业发展的溢出效应。也就是说，在企业高度增长、开工充足、订单丰沛的情况下，农民工搭乘企业发展的快车，分享的只是企业发展效益中微不足道的“一杯羹”。

这样的利益分配模式，在某种意义上不是真正的利益共同体的分配常态，在企业高速发展时或许可以“相安无事”，可一旦企业发展遇到困难，就会让一度被掩盖的矛盾浮出水面。一些企业经营者在企业发展遇到困难时，抱怨劳动者不理解企业、做不到与企业共渡难关，但他们很少反躬自省，何以在企业发展顺风顺水时，听不到甚至不愿意倾听劳动者对于公平合理共享发展成果的呼声?

缺乏“同富贵”，自然就少“共患难”，如果企业发展的效益不能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稳定地转化为农民工在法定劳动时间工资的提升，加强农民工和企业构建利益共同体的“纽带”，那么，农民工之于企业的态度，就不得不被迫成为“同床异梦”，缺乏支撑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必要忠诚度。很多企业经营者面对“招工难”“留不住人”的困境时，总是将问题归咎于农民工的忠诚度低、流动性高、耐受力差，但事实上，利益共享机制的缺失，才是真正的症结所在。

总而言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超时劳动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劳动时间长的问题，必须从经济长远健康发展的角度加以审视。当然，从国情实际出发，一下子解决超时劳动的问题既不现实，也有可能引发其他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比如加大劳动法律法规的监督落实力度、推动基层工会更好发挥协商谈判作用等，来逐步推动减少劳动者超时劳动的总量，是切实可行也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作者系农民工问题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