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搞的历史

《君士坦丁大帝时代》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著

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1月版

没有一部所谓的经典作品是没有经受过恶搞的，但是从来没有一部真正的经典作品会因为受到恶搞而湮灭。恶搞是一种必然，经典正是在与恶搞的对抗中证明自身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为新的经典的诞生扫清了障碍。

可以再复述一遍库切在《何谓经典》里说过的话：“害怕经典作品不能经受住批评的解构行为，这种担忧是站不住脚的：批评，特别是最持怀疑态度的批评，远不是经典作品的敌人，反而是经典作品用以为自己立名、确保自己万古长青的力量。”

最早的恶搞，大约是图腾。图腾就是对本氏族很重要的一些动物啊什么，整天对它顶礼膜拜。其实它是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结合，就是把一种动物或者植物认定为自己的祖先，并且以膜拜和禁忌的方式把它化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因此恶搞从一开始就意味着人的自由，是对一种既定的环境，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进行挪用、戏仿，从而颠覆其原有的内涵，来开辟一些新的可能性。

人从自然环境里分化出来的第一步，就是挪用自然的元素，使它不再仅仅具有原先的意义和作用，比方说，让老虎的儿子不再是老虎，而是我的某个作为人的爷爷的爷爷。这样，恶搞就把非常强大的难以抗拒的环境中的一个或几个因素偷过来为我所用，以此为契机，才开创了一片属于人自己的天地。后来人自身强大以后，就不再需要这种对自然的恶搞了，图腾时代就过去了;这说明了另一个问题：恶搞通常发生在强加的压迫性过大，整体环境过于压抑，而人自身的原创力又一时不足以打破整个被给予的条件系列时;它是保存人的创造性、人的自由的避难所，一些种子被安放在这里，等待合适的环境发芽。当然，我这样来“胡说”图腾与恶搞的关系，大概本身就属于恶搞。

今天的恶搞，也许可以被定义为对历史的恶搞。作为一个对历史性很敏感的时代(这从我们不断制造现代、后现代这样的“即时性”断代工具可以看出来)，恶搞的对象选择历史是很正常的。从前，在神话时代、宗教时代、现代艺术大爆发的时代，在这些时代的中后期，都有针对神话、宗教、艺术的恶搞。我们可以重点来看一看神话所遭遇的恶搞，这方面估计比较少人注意。近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雅各布•布克哈特(1818～1897)，在《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中对此作了详细考察。

基督教诞生后大约3～5个世纪内，欧洲占统治地位的，主要还是异教，而异教的神祇，主要来自希腊罗马、古埃及以及闪米特神话，所以可以把它看作整个神话时代的末期。这时候首先发生的，就是来自不同地区的、原先不同民族各自崇拜的神祇开始大规模地混合，大量的挪用在各地都近乎“自然”地发生。比如希腊著名爱神阿芙洛狄特，就被混同于近东地区的阿施塔特(大女神)、埃及的哈索尔(也是大女神)以及迦太基的天庭女神(即月亮女神塔尼特)。在这样的混同中她一方面被“降格”，另一方面也拓宽了原先比较狭窄的“爱神”的内涵，不仅司爱与美，司月亮，还司丰产、司季节更替，对她的膜拜渐渐充满了各种放荡的内容，比如崇拜者在节日之夜的纵欲、神庙中的“庙妓”公然从事的卖淫，以及当时的神庙中特有的“太监”(即阉人祭司)的各种猥亵活动。

与此同时，各地方原有的神也变得面目全非，比如高卢的神祇塔兰、特乌塔特斯和赫苏斯完全被混同于罗马三位最著名的神：朱庇特、墨丘利和马尔斯;更搞笑的是，他们索性为自己的神直接加上罗马名字，比如会出现贝莱努斯•阿波罗或密涅瓦•贝丽萨娜这样的神名。此外，某一个特定的神，也会被恶搞般地加上其他神的各种“法器”——正如我们现在在网络游戏中添置各种装备——比如一尊命运女神的偶像身上，除带有与身份匹配的桨和丰饶角，还会被密密麻麻地安上各种“宝贝”，如埃及大母神伊西斯的莲花、罗马主神朱庇特的霹雳、智慧女神密涅瓦的护胸甲、酒神巴库斯的幼鹿皮、医神埃斯科拉庇俄斯的公鸡等等。

神祇谱系的混乱逐渐造成神的地位的下降，他们的作用越来越被实用化，各种落脚在恶搞之“恶”之“胡闹”上的庸俗化、无厘头化、娱乐化和色情化越来越普遍。罗马帝国境内很多地区的剧场里上演的戏剧变得越来越粗俗，神话中那些低级庸俗的方面被刻意放大，连最高神朱庇特也不能幸免，他的每一次通奸，甚至是化成动物犯下的通奸，还有曾经那么高贵的维纳斯女神的各种丑闻，都被拿来变成普通观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剧里的“料”，并且铁定能引来阵阵淫荡的笑声和热烈的喝彩。

诗歌也不例外。活跃于公元300年前后的里波希安努斯，有首诗留存下来，描写的就是战神马尔斯和维纳斯偷情的场面，场景实在够猥亵：维纳斯一边跳着轻佻的舞一边春心荡漾地等待战神;马尔斯来后，由丘比特、美惠三女神和一群少女为他宽衣;随后这位鲁莽粗俗但性欲旺盛的战神一个猛子扎进维纳斯饰满玫瑰花的闺房，然后在一番神和神的惊心动魄的云雨之后，即使战神心满意足小憩时，鼾声里依然可以听出“充沛的情欲”。可见这种把“经典”色情化的恶搞方式，实在是源远流长。

对神话的恶搞，实际上对已经非常混乱、堕落的晚期罗马帝国及其失去创造力和凝聚力的异教世界起到了很大的瓦解作用，并且也为一个崭新的更有创造力和凝聚力的基督教世界顺利取而代之创造了条件。恶搞本身此时已经显露出它的瓦解作用大于建构作用的特征，所以绝大多数的恶搞作品肯定是难以流传后世的。每个恶搞“大时代”，注定只有极少数最经典的恶搞作品可以流传下来，比如晚期罗马帝国最著名的讽刺作家琉善。在《论叙利亚女神》这样的作品里，琉善戏仿伟大的希罗多德的风格及其爱奥尼亚方言(想想方言在我们现在的恶搞作品中的作用)，故作天真地对异教膜拜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讥讽。另一个把恶搞变成经典的，毫无疑问是写出古罗马最伟大的小说《金驴记》的阿普列尤斯。

中世纪末期-文艺复兴时代-启蒙运动，则是基督教本身僵化而天主教会又采取高压统治的时期，也是对宗教的恶搞蓬勃兴起的时期。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许多文学经典，如《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巨人传》、《堂吉诃德》、《愚人颂》、《老实人》，都有很重的恶搞成分。在教会当局看来，这些作品中绝对有很多属于极不正经的对无比严肃的基督教典籍的恶搞。它们是在大量过于庸俗、纯粹胡闹、一味淫猥的恶搞基础上产生的经典。在几百年对宗教及整个中世纪的社会环境的恶搞史中，也就这几部作品真正作为经典流传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