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当年的决策，都有这位苏联老臣的烙印(2)

直到后来入职戈氏的班子，切尔尼亚耶夫也要花很多时间拟发言稿。这经历令他身心疲惫。如果不从政，他肯定会做一位书斋学者，他在日记里说了几句耐人寻味的话：在官僚体系里没日没夜地操劳，让他不仅时间短缺，而且“我(以及我周围的每一个人)的经验都表明了这种所谓的社会科学的毫无意义，它和浪费的纸张一样都没有存在的价值”。

虽然心有不甘，但他仍旧耐心地在上级安排他的岗位上服役。对时政，他的看法与戈尔巴乔夫一致：冷战越早结束越好。所以，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的莫斯科之会，让他精神大振地引用当年恺撒的典故写下了几句话：“我们已经跨过了卢比孔河，在世界史上，这是一条伟大的卢比孔河。”他相信苏联终于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不成想，新时期的真正开端，还要等待十三年。

除了坚定地要结束冷战外，戈尔巴乔夫让切尔尼亚耶夫看好，还在于他早早就提出自己要做苏联史上的第一位“总统兼总书记”，不做终身制的第一把手，这就免去了人们对国家重新走上“病夫治国”老路的忧虑。1986年2月1日晚上，戈氏一个电话，就把切尔尼亚耶夫之后的六年时间都留给了自己。他比戈氏大九岁，锐气的改革者有一个老成持重的党内骨干辅佐，十分般配。

《六年》把戈氏执政的几个重要节点都点了出来，其中着墨最多的，是在1987年纪念十月革命七十周年期间，戈氏雄心勃勃，欲为苏联制造一个七十年后再度震惊世界的机会。他在维护列宁的前提下，从列宁的著作中挑选出适合自己的打破教条的言论。

“总之一句话，”戈尔巴乔夫在七十周年报告中说，“我想打开所有的闸门。”

“开闸”的结果就是他在一次次会议上都会听取所有意见，从切尔尼亚耶夫原原本本的记述中，我们看到“新思维”执行三年后，“应该如何”和“实际如何”之间有了很大的反差。对外，苏联在国际交往中表面上的热闹，对于苏联的实际益处，不及满足戈尔巴乔夫的虚荣心那么突出;对内，虽然言路开放，思想禁锢被大面积破除，教育改革和军队改革也上了马，但最现实的困扰——商品短缺、供求失衡——反而越发严重了。在1988年4月26日的日记里，切尔尼亚耶夫写到戈尔巴乔夫召集的一次内部会议，会上，众人用一句形象的比喻确认了国家的问题：“所有门窗都在乓乓巨响，纷飞的石块敲打着屋顶。”

回忆往事的时候，切尔尼亚耶夫偶尔会摆摆老资格。“我们是多年朋友，”他说，“在改革和‘新思维’的主要问题上，我与他的意见95%都是一致的。从前和现在都这样。但由于他的自我陶醉和自命不凡，他在与我的交往中失去了‘警惕性’，在我面前暴露无遗，所以后来他的一些行动和计谋都弄巧成拙，这些都不出我的所料。”

他常常埋怨戈尔巴乔夫听不进自己的话。比如，他说戈氏在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过之后就陶醉在人民的爱戴里;他还埋怨戈尔巴乔夫对民族主义情绪缺少深度的了解，在1989年波罗的海三国闹独立的时候，戈氏还幻想通过谈判来挽留它们，继续待在以俄罗斯为核心的“大家庭”里。

不过，总的来说，切尔尼亚耶夫承认时势比人强：他只能“不出所料”，却不敢说如果戈氏听从了他的金玉良言，后来的事就可以避免。他只是会表现得“旁观者清”，更能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1989年一开始，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兵，结束了阿富汗战争这一被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维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其代表作《锌皮娃娃兵》里翔实采写过的“国家灾难”。然而紧接着，经济危机全面爆发，到了夏天，煤矿工人发动大罢工，缺吃少穿的苏联人到处宣泄愤怒。连锁反应开始，从波罗的海三国的退出，到波兰、匈牙利变色，再到柏林墙倒塌，切尔尼亚耶夫看到“一个时代结束了”。时局转变太快，他能做的只是及时看清发生了什么，并告诉戈尔巴乔夫，提请他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