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当年的决策，都有这位苏联老臣的烙印(3)

这主仆二人其实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只是切氏本来就缺乏野心，因而对时局多少抱一点“我早就知道了”的淡然。“1990年夏末与秋季，从政治上与旧制度决裂的一切外交上的条件都已具备……必须承认改革就是变换制度的革命。”为什么“必须承认”呢?因为戈氏在改革从破坏性阶段向建设性阶段过渡时，“犯下了一个内在致命性的错误”——他不但“理顺社会发展的自然逻辑关系”，而且还“兼任新社会的‘建设’工地主人”，“然而，这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更不必说他(任何别人也一样)没有‘资格’兼任这样的角色，虽说他天赋很好。”

他承认，是戈尔巴乔夫亲自打开门户的，也承认失败在所难免，“最英明的计划在当时也不可幸免”。他的改革，最终走向了一个他不得不承认的方向：“改革意味着过渡到每个人都应该关心自己、关心自己的家庭、关心自己的健康、关心自己的晚年、关心实现自己的天赋和才能这样一种状况。改革在原则上反对依赖他人——首先是依赖国家供养的思想。”

1991年年底，切尔尼亚耶夫年满七十岁，看着戈尔巴乔夫爽快地认输，当着一众西方人的镜头发表电视讲话，辞去第一书记职务。这一年多里，他对戈尔巴乔夫的抱怨主要集中在后者的优柔寡断上：戈氏没能迅速推进拟划中的土地改革，反而在反对派兴起时态度闪烁，甚至站到对方的一边;戈氏贻误了最好的时机，让叶利钦坐大并同他媾和，结果，在克里姆林宫易帜当晚，叶利钦第一时间就派人抄了戈尔巴乔夫的官邸……

他在《六年》中感叹，戈尔巴乔夫驾着苏联的历史列车驶过了重要的道岔，但是轮下的轨道变了，而戈氏没有及时跳下来，“看来他已感觉到命运为他安排的事业已经完成”。戈氏“背的包袱太重”，这包袱不仅来自官僚体制，来自经济上挖的大坑，来自很难校正的大国意识和强权迷恋，也来自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美国等北约强国的左翼政党支持不力，他们跟莫斯科并不是一条心，光拿钱不干事。

他把戈尔巴乔夫称为“一位伟大的领导者”：“他感觉到了历史的步调，帮助历史找到一条自然的轨道”，但他必然要做“一个悲剧人物”。至于切尔尼亚耶夫自己，功成功不成，都可以身退。美国人在陆续翻译整理出版他的日记时加的“编者按”中说：戈氏当年的决策，几乎每一项都打有切尔尼亚耶夫的烙印。这是市场营销所需，但也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