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当年的决策，都有这位苏联老臣的烙印

切尔尼亚耶夫日记手稿

1990年，切尔尼亚耶夫（右二）与戈尔巴乔夫和夫人赖莎，以及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詹姆斯·贝克、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在戴维营。

苏东剧变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似乎可谈之处不多了。尘埃落定，当初的懊恼也好，兴奋也好，都逐渐淡去。3月12日，一个名叫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Anatoly Chernyaev)的俄罗斯人以95岁高龄去世，他的身份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最后一任外事部长，事实上也是戈尔巴乔夫当初的助理，虽然称得上“位极人臣”，但基于戈尔巴乔夫政府的特殊性，以及他本人低调实干的作风，切尔尼亚耶夫并不显山露水，更没有叶利钦那样的野心。但是，他留下的关于苏联政治的资料，却汇成了一个足以让人重新提起兴趣的档案宝库。

互联网上有切尔尼亚耶夫的俄语访谈视频，他长着一张标准的俄国脸，白发，留着唇髭，眉头时刻紧锁，十分凝重的样子。但他说着说着话会抽抽地笑起来，直至笑得上气不接下气，那个样子，却很不像一般的俄罗斯人。据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礼宾处处长弗拉基米尔•舍甫琴科说，切尔尼亚耶夫待人特有礼貌，这跟他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以及在捷克斯洛伐克工作过、接受过民主训练有关。

他的书早在2001年就被国内的苏东问题翻译专家徐葵等人译介了进来，名为《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下称《六年》)。今年1月，当代世界出版社又推出了他与阿•加尔金在大量内部文献基础上合写的《戈尔巴乔夫与德国问题》。《六年》中的句句话都有来历，都有切尔尼亚耶夫自己的日记为证，他的日记不仅翔实到录入了很多会议的发言纪要，而且加入了代表常识的点评。

据书中所讲，他跟戈尔巴乔夫相识是1972年，那时他已担任了十年之久与社会主义阵营里其他共产党相互联络的工作。戈尔巴乔夫呢，当时是斯塔夫罗波尔的一把手，出访比利时和荷兰时，两人在一起交谈颇多：

“我对他颇感欣赏……好像人们不需要翻译就能听懂他的话。他在地方级的党的领袖中是明显以其非凡经历和工作热忱超群出众的，热衷于改变，纠正，改善，组织，‘给予推动’，使大家‘震撼起来’。我们坐汽车走遍了比利时，甚至到荷兰张望了一下。我们坐在一起，他几乎不向两边看，尽管他是第一次到西方。他扶着我的胳膊，一次又一次地向我‘论证’，在斯塔夫罗波尔必须做这件事，做那件事……”

“我居然没有记下来”——查切尔尼亚耶夫1972年的日记，就知道他没有记录跟戈尔巴乔夫初识的细节，他自己后来也感到遗憾，加了一个注解。这真是一个天生的助理，尽可能详细地留下记录，是他自视的责任，并不是为了将来爆什么猛料。

他忠于戈尔巴乔夫，在他所有的回忆录里都如此，只因他认定戈氏是真正实干的改革派，有性格缺陷，但称得起是“身付家国”。

早在1984年安德罗波夫病重时，戈尔巴乔夫就受到了久旱甘霖般的期待。但是，虎头蛇尾的情况，在东欧领导人中并不鲜见：齐奥塞斯库刚上台时，也让国内国外“耳目一新”，思维活跃，积极同西方对话，谁能想到他的结局。就是勃列日涅夫，作为一个客观的记录者，切尔尼亚耶夫也肯定了他作为谈判家的才能。尤其1972年，美国轰炸越南，支持法国蓬皮杜上台，但勃列日涅夫还是很认真地准备尼克松的莫斯科访问。切尔尼亚耶夫和其他几个人组成了领袖的笔杆子团队，勃列日涅夫非常细致地审他们拟的稿子。

直到后来入职戈氏的班子，切尔尼亚耶夫也要花很多时间拟发言稿。这经历令他身心疲惫。如果不从政，他肯定会做一位书斋学者，他在日记里说了几句耐人寻味的话：在官僚体系里没日没夜地操劳，让他不仅时间短缺，而且“我(以及我周围的每一个人)的经验都表明了这种所谓的社会科学的毫无意义，它和浪费的纸张一样都没有存在的价值”。

虽然心有不甘，但他仍旧耐心地在上级安排他的岗位上服役。对时政，他的看法与戈尔巴乔夫一致：冷战越早结束越好。所以，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的莫斯科之会，让他精神大振地引用当年恺撒的典故写下了几句话：“我们已经跨过了卢比孔河，在世界史上，这是一条伟大的卢比孔河。”他相信苏联终于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不成想，新时期的真正开端，还要等待十三年。

除了坚定地要结束冷战外，戈尔巴乔夫让切尔尼亚耶夫看好，还在于他早早就提出自己要做苏联史上的第一位“总统兼总书记”，不做终身制的第一把手，这就免去了人们对国家重新走上“病夫治国”老路的忧虑。1986年2月1日晚上，戈氏一个电话，就把切尔尼亚耶夫之后的六年时间都留给了自己。他比戈氏大九岁，锐气的改革者有一个老成持重的党内骨干辅佐，十分般配。

《六年》把戈氏执政的几个重要节点都点了出来，其中着墨最多的，是在1987年纪念十月革命七十周年期间，戈氏雄心勃勃，欲为苏联制造一个七十年后再度震惊世界的机会。他在维护列宁的前提下，从列宁的著作中挑选出适合自己的打破教条的言论。

“总之一句话，”戈尔巴乔夫在七十周年报告中说，“我想打开所有的闸门。”

“开闸”的结果就是他在一次次会议上都会听取所有意见，从切尔尼亚耶夫原原本本的记述中，我们看到“新思维”执行三年后，“应该如何”和“实际如何”之间有了很大的反差。对外，苏联在国际交往中表面上的热闹，对于苏联的实际益处，不及满足戈尔巴乔夫的虚荣心那么突出;对内，虽然言路开放，思想禁锢被大面积破除，教育改革和军队改革也上了马，但最现实的困扰——商品短缺、供求失衡——反而越发严重了。在1988年4月26日的日记里，切尔尼亚耶夫写到戈尔巴乔夫召集的一次内部会议，会上，众人用一句形象的比喻确认了国家的问题：“所有门窗都在乓乓巨响，纷飞的石块敲打着屋顶。”

回忆往事的时候，切尔尼亚耶夫偶尔会摆摆老资格。“我们是多年朋友，”他说，“在改革和‘新思维’的主要问题上，我与他的意见95%都是一致的。从前和现在都这样。但由于他的自我陶醉和自命不凡，他在与我的交往中失去了‘警惕性’，在我面前暴露无遗，所以后来他的一些行动和计谋都弄巧成拙，这些都不出我的所料。”

他常常埋怨戈尔巴乔夫听不进自己的话。比如，他说戈氏在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过之后就陶醉在人民的爱戴里;他还埋怨戈尔巴乔夫对民族主义情绪缺少深度的了解，在1989年波罗的海三国闹独立的时候，戈氏还幻想通过谈判来挽留它们，继续待在以俄罗斯为核心的“大家庭”里。

不过，总的来说，切尔尼亚耶夫承认时势比人强：他只能“不出所料”，却不敢说如果戈氏听从了他的金玉良言，后来的事就可以避免。他只是会表现得“旁观者清”，更能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1989年一开始，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兵，结束了阿富汗战争这一被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维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其代表作《锌皮娃娃兵》里翔实采写过的“国家灾难”。然而紧接着，经济危机全面爆发，到了夏天，煤矿工人发动大罢工，缺吃少穿的苏联人到处宣泄愤怒。连锁反应开始，从波罗的海三国的退出，到波兰、匈牙利变色，再到柏林墙倒塌，切尔尼亚耶夫看到“一个时代结束了”。时局转变太快，他能做的只是及时看清发生了什么，并告诉戈尔巴乔夫，提请他重视。

这主仆二人其实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只是切氏本来就缺乏野心，因而对时局多少抱一点“我早就知道了”的淡然。“1990年夏末与秋季，从政治上与旧制度决裂的一切外交上的条件都已具备……必须承认改革就是变换制度的革命。”为什么“必须承认”呢?因为戈氏在改革从破坏性阶段向建设性阶段过渡时，“犯下了一个内在致命性的错误”——他不但“理顺社会发展的自然逻辑关系”，而且还“兼任新社会的‘建设’工地主人”，“然而，这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更不必说他(任何别人也一样)没有‘资格’兼任这样的角色，虽说他天赋很好。”

他承认，是戈尔巴乔夫亲自打开门户的，也承认失败在所难免，“最英明的计划在当时也不可幸免”。他的改革，最终走向了一个他不得不承认的方向：“改革意味着过渡到每个人都应该关心自己、关心自己的家庭、关心自己的健康、关心自己的晚年、关心实现自己的天赋和才能这样一种状况。改革在原则上反对依赖他人——首先是依赖国家供养的思想。”

1991年年底，切尔尼亚耶夫年满七十岁，看着戈尔巴乔夫爽快地认输，当着一众西方人的镜头发表电视讲话，辞去第一书记职务。这一年多里，他对戈尔巴乔夫的抱怨主要集中在后者的优柔寡断上：戈氏没能迅速推进拟划中的土地改革，反而在反对派兴起时态度闪烁，甚至站到对方的一边;戈氏贻误了最好的时机，让叶利钦坐大并同他媾和，结果，在克里姆林宫易帜当晚，叶利钦第一时间就派人抄了戈尔巴乔夫的官邸……

他在《六年》中感叹，戈尔巴乔夫驾着苏联的历史列车驶过了重要的道岔，但是轮下的轨道变了，而戈氏没有及时跳下来，“看来他已感觉到命运为他安排的事业已经完成”。戈氏“背的包袱太重”，这包袱不仅来自官僚体制，来自经济上挖的大坑，来自很难校正的大国意识和强权迷恋，也来自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美国等北约强国的左翼政党支持不力，他们跟莫斯科并不是一条心，光拿钱不干事。

他把戈尔巴乔夫称为“一位伟大的领导者”：“他感觉到了历史的步调，帮助历史找到一条自然的轨道”，但他必然要做“一个悲剧人物”。至于切尔尼亚耶夫自己，功成功不成，都可以身退。美国人在陆续翻译整理出版他的日记时加的“编者按”中说：戈氏当年的决策，几乎每一项都打有切尔尼亚耶夫的烙印。这是市场营销所需，但也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