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游记》：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东北(2)

相反，麦尔最感兴趣的是真实的东北，特别是东北农村。在中国农业社会，节气是衡量天地万物的重要刻度，麦尔便以节气命名书中的各个章节。这可能是受到妻子老家中“三舅”的影响。这个至今躬耕于农田的老人讲究自然、天道与农作物之间的循环往复。田里农作物的长势常常出现在每一章的开头部分，麦尔的书写也从荒地村的冬至走到来年的大雪。“这本书其实是一个循环，亘古不变的节气与耕作上的自然循环，以及人为的，处于变动之中的历史循环。所以这本书总在节气与历史之间穿梭。”

驻扎于东北的调研，对一名美国人来说，面临许多困难。他有在炕上冻僵、寻找室外厕所的经历，也有在满是蟑螂的长途车上无法小解的窘迫。因为没有及时登记，麦尔被荒地村的警察请到办公室，并被怀疑为“传教士”。幸好，当年由《再会，老北京》引发的新闻报道为他在警察面前洗脱了嫌疑。无论碰到多少困难，麦尔依然耐心地辗转于吉林市、哈尔滨、满洲里和大连，做了密集的探访。

与此同时，他时刻关注着东福米业对荒地村的改变，以及村民们对城镇化浪潮的态度。为此他走访了这家公司，与其创始人深入交谈。在他们眼中，村企合一的规划不仅是志在必得，也是造福一方的。

门槛上的尴尬

在向外国人展示中国这件事上，麦尔的确有独特优势。他很早便来到中国，城市或乡村，西南、中部或东北，都曾长期生活。荒地村与麦尔的关系尤为独特。对村民们来说，麦尔不是外来的观察者，而是这个村庄的女婿。

文化背景迥异，人际关系上却很亲密，这使得麦尔与荒地村村民们的相处有了耐人寻味的空间。“你需要那种距离。冯骥才称之为‘门槛’，他说当你写一个地方时，你需要一只脚在里面一只脚在外面。”有意思的是，麦尔一个人跑到荒地村住的时候，妻子却正在繁华的香港工作。她不愿意公开自己的中文名字，在丈夫的笔下，她只能以“弗朗西斯”和“丹”的名字出现。

麦尔的确站在门槛上完成了他对荒地村与东北历史的书写。对这本书持批评态度的赵松，也承认：“相比于国内一部分文艺作品中那个‘南方的、都市的’东北，麦尔笔下的东北胜在不造作。”但这样的写作有时颇为尴尬：站在内外之间，已经达成近距离观察，却未必能真正融入。麦尔自己也意识到了记录式的理性旁观与在一定情感联系之下的参与式观察有着本质的不同。“作为一个记者(《时代周刊》)，他总会像一个吸血鬼，走到一个地方，迅速吸一口别人的血，就走了。但作为一个作家，我觉得我更像是一个‘没牙的吸血鬼’，自由降落，不啃咬任何人，然后观察他们的生活是如何进行的，又在经历怎样的改变。”

情感上的联系让东北在麦尔眼中“美丽而独特”。东北，让他联想到“爽脆的口音，拉长的腔调，土豆酸菜，猪肉饺子和剽悍不失低调甚至有些古怪的民风”。他觉得，东北人身上还有着“乐于助人的美德和让人吃不消的热情”，“任何在美国体验过‘明尼苏达热情’的人，都会觉得这种感觉亲切熟悉”。

但建立情感联系的努力，多少被过于分散的笔触抵消了。村长、刘老板、刘博士、房东关先生、三舅……这些荒地村的重要人物给人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因为作者经常将大段对话，有时是颇为平常的日常对话直接摆上来。就刻画人物而言，似乎还缺了点什么。

荒地村的农民正面临失去土地，这意味着世代传承的生活方式彻底改变，与之相伴的是老一辈心理上的震荡和社会关系的重塑。如果仔细观察，仅就这个话题就能生发出许多故事与讨论，比如乡土社会的人情往来、传统观念如何在被迫丢失中固守等等。麦尔在这方面的描述显得粗略，只是写道：“同意搬迁的人寥寥无几;放弃了老房子，也就没有了院子，没有了鸡笼，没法自给自足，还没法用这个副业去补贴家用。很多人会远离土地，不符合中国人笃信的接地气的传统。”少有具体而微的故事，也缺乏深入的剖析。麦尔虽然敏锐地意识到了“村企合一”是他驻扎期间荒地村面临的最大变迁，却又轻描淡写带过了这个丰富的、具有温度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