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游记》：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东北

美国作家迈克尔•麦尔在荒地村居住两年，把自己的见闻以及对史料的梳理记录在《东北游记》中

迈克尔•麦尔

七年前美国作家迈克尔•麦尔来到荒地村的时候，这个距吉林市区28公里的村庄正面临“村企合一”的冲击。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出现大规模下岗潮以来，东北这片曾经的热土、全中国瞩目的重工业基地，一直在经历巨大的变迁。关于20多年来东北城市的动荡，已有不少引发关注的电影、文学作品，如《铁西区》、《钢的琴》、《抚顺故事集》等，而关于东北农村，却由一个美国人首先作了全景式的描述。

东北是麦尔一直想要探索和书写的地方。他之所以在东北诸多村庄中选择了荒地村，并在那里居住两年，是因为他的中国妻子出生于此。2010年，当地最大的企业东福米业几乎承包了村里所有的13平方公里土地，并雇用农民操作抛光机和包装机。这家公司计划将村庄变成一座企业城，长久耕作于此的村民们则面临着放弃耕地、住进公寓的生活。麦尔意识到，中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截面正在他眼前缓缓展开。“荒地迎来一个前无古人的新经济阶段。”

麦尔把这些见闻以及对史料的梳理记录在《东北游记》(IN MANCHURIA)中。此书英文版由英国Bloomsbury Press出版两年后，中文版于今年1月问世。

与美国作家何伟一样，麦尔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作为美国“和平队”成员到中国四川支教，也曾长期居于北京。2013年，他描述北京城市风貌变迁的《再会，老北京》出版。作为为数不多的持续关注并书写当代中国的美国作家，麦尔在当时便已广受媒体关注。

与人们对北京的熟稔不同，对东北的历史与现状，许多人是陌生的。麦尔走访了东北各地，也“顺便”纵览了这片黑土地400年的历史沧桑。他对这片“被遮蔽”土地深感好奇：“对中国人和外国人而言，东北都是一块相对陌生的土地，它的历史对很多人而言同样陌生。”

来自异国的作者会怎样看待这个甚至很大一部分中国人都觉得很“偏远”很“边缘”的地方?双重陌生叠加起来，构成了好奇与张力。麦尔的书写也因此在中国有了特殊意义，引人期待。不过令一些中国读者稍感失望的是，在对海量信息的梳理中，麦尔似乎欠缺一点敏锐洞察，全书读来有些杂乱，有些浮泛。在东北度过了自己前30年“青春”的作家赵松，用一本《抚顺故事集》书写了家乡的人物与地标。读完《东北游记》，他这样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是一位很有热情的作者，却不是一位有办法的作者。”

广泛时空中的书写

以荒地村为落脚点，麦尔去往东北各地探访，行程两万公里。《东北游记》也就大致顺着他的行走路线，出发，又回来。他对现实的描述不时穿插历史信息。“这漫长的行走路线，并不是出自事前的规划，也不是坐上一列火车，一站站下车观望。我常常顺着兴趣，漫步其间。”

在麦尔看来，相比于上海的豪华酒店和北京的胡同，“东北”对外国媒体来说模糊不清，甚至无法勾起阅读兴趣。美国《国家地理》曾经请麦尔到东北采访，最后却拒绝采用稿件。他觉得，这是因为：“我写了荒地村的成功，而不是失落的农民、污染的城市。这让我很生气。”在他看来，报纸杂志的编辑经常低估读者的品位和兴趣，“除了对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和长春名胜古迹的写作，其他稿件根本无法得到这些媒体的接纳”。

相反，麦尔最感兴趣的是真实的东北，特别是东北农村。在中国农业社会，节气是衡量天地万物的重要刻度，麦尔便以节气命名书中的各个章节。这可能是受到妻子老家中“三舅”的影响。这个至今躬耕于农田的老人讲究自然、天道与农作物之间的循环往复。田里农作物的长势常常出现在每一章的开头部分，麦尔的书写也从荒地村的冬至走到来年的大雪。“这本书其实是一个循环，亘古不变的节气与耕作上的自然循环，以及人为的，处于变动之中的历史循环。所以这本书总在节气与历史之间穿梭。”

驻扎于东北的调研，对一名美国人来说，面临许多困难。他有在炕上冻僵、寻找室外厕所的经历，也有在满是蟑螂的长途车上无法小解的窘迫。因为没有及时登记，麦尔被荒地村的警察请到办公室，并被怀疑为“传教士”。幸好，当年由《再会，老北京》引发的新闻报道为他在警察面前洗脱了嫌疑。无论碰到多少困难，麦尔依然耐心地辗转于吉林市、哈尔滨、满洲里和大连，做了密集的探访。

与此同时，他时刻关注着东福米业对荒地村的改变，以及村民们对城镇化浪潮的态度。为此他走访了这家公司，与其创始人深入交谈。在他们眼中，村企合一的规划不仅是志在必得，也是造福一方的。

门槛上的尴尬

在向外国人展示中国这件事上，麦尔的确有独特优势。他很早便来到中国，城市或乡村，西南、中部或东北，都曾长期生活。荒地村与麦尔的关系尤为独特。对村民们来说，麦尔不是外来的观察者，而是这个村庄的女婿。

文化背景迥异，人际关系上却很亲密，这使得麦尔与荒地村村民们的相处有了耐人寻味的空间。“你需要那种距离。冯骥才称之为‘门槛’，他说当你写一个地方时，你需要一只脚在里面一只脚在外面。”有意思的是，麦尔一个人跑到荒地村住的时候，妻子却正在繁华的香港工作。她不愿意公开自己的中文名字，在丈夫的笔下，她只能以“弗朗西斯”和“丹”的名字出现。

麦尔的确站在门槛上完成了他对荒地村与东北历史的书写。对这本书持批评态度的赵松，也承认：“相比于国内一部分文艺作品中那个‘南方的、都市的’东北，麦尔笔下的东北胜在不造作。”但这样的写作有时颇为尴尬：站在内外之间，已经达成近距离观察，却未必能真正融入。麦尔自己也意识到了记录式的理性旁观与在一定情感联系之下的参与式观察有着本质的不同。“作为一个记者(《时代周刊》)，他总会像一个吸血鬼，走到一个地方，迅速吸一口别人的血，就走了。但作为一个作家，我觉得我更像是一个‘没牙的吸血鬼’，自由降落，不啃咬任何人，然后观察他们的生活是如何进行的，又在经历怎样的改变。”

情感上的联系让东北在麦尔眼中“美丽而独特”。东北，让他联想到“爽脆的口音，拉长的腔调，土豆酸菜，猪肉饺子和剽悍不失低调甚至有些古怪的民风”。他觉得，东北人身上还有着“乐于助人的美德和让人吃不消的热情”，“任何在美国体验过‘明尼苏达热情’的人，都会觉得这种感觉亲切熟悉”。

但建立情感联系的努力，多少被过于分散的笔触抵消了。村长、刘老板、刘博士、房东关先生、三舅……这些荒地村的重要人物给人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因为作者经常将大段对话，有时是颇为平常的日常对话直接摆上来。就刻画人物而言，似乎还缺了点什么。

荒地村的农民正面临失去土地，这意味着世代传承的生活方式彻底改变，与之相伴的是老一辈心理上的震荡和社会关系的重塑。如果仔细观察，仅就这个话题就能生发出许多故事与讨论，比如乡土社会的人情往来、传统观念如何在被迫丢失中固守等等。麦尔在这方面的描述显得粗略，只是写道：“同意搬迁的人寥寥无几;放弃了老房子，也就没有了院子，没有了鸡笼，没法自给自足，还没法用这个副业去补贴家用。很多人会远离土地，不符合中国人笃信的接地气的传统。”少有具体而微的故事，也缺乏深入的剖析。麦尔虽然敏锐地意识到了“村企合一”是他驻扎期间荒地村面临的最大变迁，却又轻描淡写带过了这个丰富的、具有温度的题目。

“总体上，没有一种核心的东西在驱动，也就是说，他只是写些观感，而不是去‘观看’。”赵松说，“就像是身边有人去那儿玩了，回来给我们讲，但我们并不觉得很有意思。”

荒地村大雪覆盖的冬季（麦尔供图）

闪光的碎片

麦尔笔触细腻，书中不乏对细节的精致描摹。“三舅家的炕”是其中一例：

“我推开不上锁的前门，在门厅里跺掉牛仔裤上的雪，接着打开通往主卧室的门，熟门熟路地上了炕(用砖砌成的床，高六十厘米左右，长度就是整个房间的长度，宽也差不多有房间那么宽)。炕的下面会烧干的稻草秸秆来加热，油布摸起来很烫，但铺上棉铺就暖和又舒服了。房间里飘着一股烤制谷物的香味，就好像坐在刚出炉的面包上。”

麦尔从荒地村家中炕头所见窗外景象（麦尔供图）

不了解东北农村又满怀好奇的读者或许能够在这些白描中获得乐趣。不过，精微的细节需要一个整体合理的结构来容纳。用赵松的话来说：“它缺的就是一个整体。东西都在那儿了，但就是没有一把火焰，把它们点燃。真是行百里者半九十啊，他走了九十里，但只能算一半。”

这本24万字的书，包含的主题未免太多，简直称得上一堂关于东北的历史通识课：清朝的兴衰、日俄战争、伪满洲国、新农村建设、城镇化甚至满语的消逝。每个主题都可以写上一本书。麦尔显示了某种将大跨度时空浓缩呈现的野心，但或许正是这过于庞大的野心，使整本书反而显得有些散乱，就像有读者评论的，“赶集似地，从一个主题迅速滑向另一个”。

第九章是一个典型。这一章开始部分就向读者交代了他要去探访的四个目标：“鬼镇”、“鬼村”、“鬼博物馆”和一个“鬼”男人。从齐齐哈尔的昂昂溪火车站，到三家子村，再到哈尔滨国际友好城市展览馆，以及那位声称曾与外星人发生关系的伐木工人。麦尔似乎希望别出心裁地用一个“鬼”字，把这四次探访串联成一个整体。然而，他所探访的前三个地方究竟“鬼”在何处，却让人摸不着头脑，这些探访似乎也并无内在逻辑联系。

“他预设的读者，可能是欧美人。你看其中谈及的历史，都很表面，只是知识的简单罗列。”对东北人赵松来说，这样一本书显然既不过瘾，也不新奇。《东北游记》出中文版，尴尬之处可能就在这里。那些当地人耳熟能详的历史，其他中国人也多少有所了解，但美国读者却基本上是零基础，麦尔不得不在书里为他们补上这一课，否则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就会显得荒谬。看得出，麦尔已经竭尽所能，将这些“课程”用一种类似蒙太奇剪接的方式，尽量自然地跟随他旅行的脚步，插入各个环节。比如在第一章里，麦尔描述了荒地村的景象后，笔锋一转，切入一部(美国人可能很熟悉而大多数中国人没看过的)好莱坞电影，再顺势转入对东北400年历史的简介。对于追求阅读的流畅性，而不太习惯这种多线程、碎片化写作的中国读者来说，这或许正是他们感到散乱、缺乏焦点和阅读快感的原因。

不过，也有西方媒体不太认同麦尔的写法。《纽约时报》2015年3月8日刊发的书评就指出：“但是麦尔经常偏离主题，有时似乎他东拉西扯是为了弥补专写一个小村子可能固有的不足。回顾东北的历史和到该地区的大城市看一看显然是必要的，但是讲述一个自称被拐骗的伐木工人的流浪故事以及详细介绍他参观的很多被忽视的博物馆，似乎与该书的主题关系不大。”

荒地村的丰收季节（麦尔供图）

对话：这是一本融合了旅游、文学、历史和回忆录的书

第一财经：你在荒地村一共生活了多长时间?

麦尔：第一次到那里是20年前，当中去过多次。我是2010年搬到那里居住的，直到2012年，我的儿子出生，我才搬走。在关先生家里住了两年。

第一财经：你在书中提到你有个背包，里面装着写得满满的笔记本。笔记本上通常会记些什么?

麦尔：你也是一个记者，所以能够理解上面的记录。那都是关于东北的只言片语，比如对天气的观察，对田野的观察，看看人们都开什么车，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东西，还有他们说的有特色的东北方言，以及报纸广播上都讲了什么，村里的广告都说了些什么。对想要进入这个世界的读者而言，这些关于日常生活的细节都在塑造一个独特的空间。

第一财经：书名被翻译为“游记”，就形式来说，它是相对自由的，可以走到哪儿写到哪儿，想到什么写什么。当然也有许多作家将“游记”处理得主题鲜明，为了说明一个问题或者表达一个主题而写。你在写这本书时，是如何计划的?你是希望它自由，还是希望它能够表达某种主题?

麦尔：很难把这本书做一个确切归类，这是一本融合了旅游、文学、历史和回忆录的书，就像《再会，老北京》以及我下一本书《通往沉睡巨龙之路》一样。在计划的时候，我并没有设定一个固定的主题，只是让故事自己慢慢展开，也记录我自己身上发生的故事。当然，我确实计划写出荒地村从一个农业实验基地转型进入现代化体系的过程。

第一财经：你的书中有很多现实与历史的穿插。不瞒你说，有时候，我会感到有些历史资料与东北这个主题关系并不很大，与你当时正在描写的问题关系更是薄弱。作为一名中国读者，我会感到这样的结构有些令人费解。请问你是如何处理现实与历史资料之间的拼接的?

麦尔：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就像我之前所说的，对于中国人和外国人而言，东北是一块相对陌生的土地，它的历史对很多人而言同样陌生。这些历史不会在东北学生的课堂上被教授。我不喜欢中国很多书籍，其中充斥着浅薄的“专业知识”，并且，在展现当下的时候，完全忘记了历史，将现在和过去的人与事割裂。

第一财经：写完《东北游记》之后，你能用几句话说说你对东北的大致印象吗?对东北人的大致印象又是怎样的呢?

麦尔：这里的人们心胸宽广、努力工作、非常谦让，同时讲话很直接。他们也很注重教育，吉林是中国农业大省中识字率最高的。并且，因为靠近国境线，他们也更为国际化。

第一财经：对于东北这片土地复杂而曲折的历史，哪一段是给你印象最深刻的?

麦尔：伪满洲国的悲剧，以及溥仪的个人悲剧，总是让我伤心。这一部分是因为，这段历史还在持续书写当中。我到东京探访了遣返孤儿，看到他们在一个曾经抛弃他们的国家中重新生活所遭受的苦难。我也和一位行将就木的日本老兵交谈，他曾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在中国藏身多年。我也在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参观，看到日军当时对中国国民造成的残酷伤害。后面我还写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长春围城。整个1931年至1949年，东北这片土地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流血悲剧。

第一财经：你看到这段复杂历史在当下东北人身上所留下的痕迹了吗?

麦尔：当然。在黑龙江方正县，那里的居民很多都有日本亲戚;在延边地区，躲藏着很多朝鲜难民;在城市里，一些旧殖民建筑被修复一新，为的是吸引游客，但当地汉族和满族的一些建筑遗迹则正在坍塌、破败;黑龙江边境的一片土地原来属于中国，现在属于俄罗斯，于是有一批中国农民在俄罗斯的农场中耕作，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