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古国遗失后， 中原渐成史前东方文明中心(2)

1929年，李济和董作宾在安阳

徐旭生(左)、斯文.赫定(中)与袁复礼(右)

1928年，李济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同事来到安阳进行发掘。在那里，他们发现了商代晚期的王陵以及刻字甲骨。至此，甲骨文存在于殷商晚期也就无可怀疑。同时，甲骨上的记录与《史记·商本纪》对应，这使得商代历史从传说变成信史。

考古学家徐旭生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又成了一大突破。在文献记载的夏人活动密集区域，这一开始于1950年代的发掘逐渐发现了宫殿、青铜器和刻符。之后的科学研究证明，这个遗址的年代大致属于历史记载的夏代纪年。不过，二里头究竟是否为夏代都城，考古学界曾在1990年代有过激烈而漫长的争论。直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学术界也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是夏王朝的都城之所在。

到了1980年代末，一系列重要遗址如大地湾、红山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中原龙山城，以及石家河古城接连被发现。在赵辉看来，正是这些重大发现催生了考古学界对中国文明起源更深层次的问题发出追问。考古学界的研究从“填补年表上的空白”转向对“深层次的古代社会转型和发展”的探讨。“当时也恰好是中国新石器考古学集成、总结、概括物质文化史研究成果的时期，区系类型、多元一体等的学说都是这期间面世的。”赵辉说。

东方文明体系从中原开始

位于太湖流域，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有着水利系统、宫殿、祭坛以及鲜明的城乡体系。当时的良渚城中，市民住在类似城墙的环形区域之上，贵族则居住在人工堆砌的土台上，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则居住在古城之外的多个村落中，形成了鲜明的城乡分割。去年在良渚古城中发现的玉管、玉珠、玉料以及一些制玉工具进一步证实，良渚城内的人已经不是农民，而是手工业者。手工业者制作的玉器、漆器、精致的陶器、象牙器以及腐朽了的丝绸集中出土于高等级人物的墓葬中。在赵辉看来：“这个城市的组织已经脱离了若干个血缘集体的结合，不再是氏族村落扩大的结果，而是根据经济政治的需求组织的群体。这就是今天城市的组织原则。”

赵辉拿出一组数据说明建造那座30万平方米人工土台所需的人工。“这个规模巨大的工程，估算所需3300万人日工，按照每天出工1000人，每年出工30万人，需要连续工作110年。”研究者看到了这项工程背后所透露的人口规模与组织形式。“工程量如此巨大，一定有一套设计、组织，这是一件非常有权威的力量才能做到的事情。”

能够佐证一个统一的巨大社会系统存在的依据还有“神人兽面纹”。这种半人半兽的神灵以统一的形象出现在整个良渚文化区出土的大量玉器上。赵辉认为，这是良渚人有着高度一致宗教信仰的体现。20多年前，他就曾提出良渚文化所信仰的这种宗教为一神教。“在宗教发展史上，一神教是一个晚出的宗教。”赵辉说道。同时，他也指出：各地玉器纹饰的高度一致反映了一致的社会意识与宗教信仰，而且这种宗教已经渗透到基层。所以宗教很可能参与了社会管理。

南方这一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为何突然衰弱渐而沉寂?这一直是学界高度关注的问题，却至今没有一个完整而确切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