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一下，我们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小学生没有择校竞争。即便当时也有激烈的高考，但高考压力不会直接传导到小学。

如今很多小学生睡眠都无法保障，太可怜了。到了高中阶段逐渐走向成年，心智成熟才可以迎接更多挑战。所以，高考改革是一个具体而专门的问题，与中小学生减负不能直接挂上钩。

赵琬微：

有舆论提出“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等观点，认为减负等同于学校在推卸教育责任，让孩子更轻松，相当于剥夺了“穷人”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这种观点虽然偏激，但似乎也有一定的生存土壤。

杨东平：

这种论调是颠倒黑白，是部分人对于减负的误解。实际上，正是因为课外培训的存在加剧了教育不公。

培训机构通过“制造焦虑”的捆绑销售和饥饿营销，让教育成为一种商品。同时制造出“拼爹拼妈，我们只能拼孩子”这种煽风点火的口号。

一些培训机构围绕择校需求制造恐惧，不断升级。从“起跑线上的竞争”，现在变成了“阶级斗争”，他们还宣称“上升通道”都关闭了。

这类文章许多都是培训机构的软文，把学业竞争夸张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让很多家长非常恐慌。

这让我也注意到教育生态治理中的一个新问题——在市场化和自媒体的时代，政府和学界理性的声音越来越难以引起注意，而耸人听闻、似是而非的话最容易传播。

自古谣言猛于虎，总是套路得人心，政府和新闻媒体有责任加强教育领域的理性报道，改善舆论环境，以正视听。

赵琬微：

除了“堵”课外培训和择校冲动，一些国家也有面向弱势学生、后进学生的“补救教育”。

如美国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开端计划”和“每一个学生成功法”等，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些经验，利用公共财政向贫困等弱势家庭倾斜，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课外教育指导。

杨东平：

目前我们国家没有相关的政策，这是可以考虑改善的。我们现在很多政策都是“一刀切”，比如应对择校热，就简单地把择校需求压制住。

其实应该是在最关键的环节发力，即通过公办学校的均衡消除择校冲动。

我记得以前鼓励民办学校发展，有一句话是“公办不择校，择校找民办”。

现在看，民办学校办起来了，但是一些公办学校水平下降。上海2016年中考成绩排名，前10名均为民办学校。

公办和民办基础教育质量产生分野，把所谓的“阶级分层”强化了，这个已经背离了基础教育的价值，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

如何改善公办学校品质，处理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关系成为一个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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