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

每个剧场都有保安，政府就是公共利益的守夜人。政府不能放弃这个责任，需要深入细致地做工作。

首先，要承认学校之间有差距，“择校”热宜疏不宜堵。比如，北京和上海经过义务教育均衡验收，总体上还是不错的，但是在一个学区里，只要有一所比较差，家长还是会择校，所以如果有薄弱校，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定点解决问题。

第二，对培训机构恶劣的做法要坚决打击。中国培训机构完全把教育作为生意来经营，其状况比亚洲其他国家要恶劣许多。

比如对2岁孩子进行奥数教育，幼小衔接班宣传一个暑假就可以让学前儿童达到小学三年级水平，等等。一些培训机构总是搞这种东西，不断地突破底线，不择手段地谋利。

这种恶劣的做法不要说什么遵循教育规律，连良心都没有了。这些培训机构的背后，是某些上市公司在资本的推动下有极强的趋利动机。

从世界各国看，对培训机构的管理整顿都是非常严格的。比如韩国对培训机构的收费标准进行详细规定和限制，规定“一对一”1小时最多不能超过多少钱。

我们现在刚刚开始比较细的管理，上海、成都的管理措施对培训时间有了要求，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方面的管理需要细化、提升。

赵琬微：

课外培训增加学校压力，绑架了学校教育，许多老师也很无奈。有的老师说，因为许多孩子超前学习，自己不得不重新备课或者分层教学，加大了工作量。

杨东平：

公办学校校长讲得最多的是“我们减负，家长加负担”。可是，学校是不是完全无辜的？大量的事实证明并不是这样。我们调查发现，70%的学业负担来自校内。

还有一个重要情况，我们发现很多公办学校教师进行有偿补课，数据是惊人的。

调查显示，公司、机构举办的辅导班只占学生所上辅导班的20%左右，而公办学校老师小范围的办班大量存在。他们并不是去培训机构兼职，而是自己在家里补课。

这个情况比我们想象的严重，恶化了师生关系。一些老师在外面补课工作量很大，课堂上敷衍了事，吸引学生参加补课。

政府反复强调不能有偿补课，但是实际监管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听说过有学校因为私下补课而开除老师的吗？

因此，整个教育生态应该下大力气去治理，不仅仅只是培训机构、教学方法的问题。

要坚持义务教育的价值，政府依法行政、依法办学，才能正本清源，重新引导价值的认同，真正攻克学业负担这一顽症。

　　3、“源头”还在学校

赵琬微：

我一位中年朋友听说“华罗庚杯”停赛，感慨“华罗庚杯”曾是他爱上数学的桥梁，已经有30多年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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