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中国改革的难度非常大 改革需要一代新人(3)

  股份制的实际推行也不顺利，因为当时主管经济的国务院领导对股份制是有疑虑的。所以，国有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搞了许多不触及根本问题的做法，包括减员增效、优化组合等措施，五花八门，但是实际效果仍然不令人满意。一直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概念，明确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是改革上的一大突破。

  《财经》：1997年就提出“混合所有制”，近年来国企改革再次提出要推行“混合所有制”。从这个角度看，股份制改革的成绩并不理想吧？

  厉以宁：股份制改革的成绩应该肯定，它对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就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而言，现在大多数国有企业都是股份有限公司，不少还是上市公司，表面上看拥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但很多名不副实，并没有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经营主体。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来，中央政府提出了许多具体措施。不过当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仍然碰到了一些问题。发展混合所有制，就是要在产权明确的基础上，进行多元的、多种形式的投资。可是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国有企业的积极性不高，上面让我搞我就搞，你让我跟谁谈判我就跟谁谈判，对产权激励躲得远远的，以免被指责国有资产流失。

  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当务之急，就是推行国企改革。国有企业必须走混合所有制的道路，国有企业必定要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为此，就要继续推进股份制改革，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经营主体，这样国有企业才有真正的前途。

  参与扶贫，为民营经济鼓与呼

  《财经》：2003年，九届全国人大结束后，您转到了全国政协工作，先后担任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这十多年里，您主要关注什么问题？

  厉以宁：主要也是两件事，扶贫和民营经济。

  2003年7月起，我担任毕节试验区第四届专家顾问组组长，后来又担任总顾问。毕节试验区是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开发扶贫、 生态建设” 试验区，旨在挑战人口膨胀、生态恶化、经济贫困“三大难题”。十多年以来，我多次到毕节试验区考察、调研、讲学。为了提高毕节地区领导干部素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从2004年开始对毕节地区副县级以上干部进行培训，为毕节地区的改革提供人才支持。学院的许多教授、副教授都有去试验区讲课，同时我们也帮助当地建立了6所希望小学，同时联系了一批大企业安排新员工赴当地学习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