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经济去杠杆，出路在于提高消费降低储蓄(3)

然而，发展直接融资需要很长的时间，特别是需要强化制度和法治建设（La Porta, Lopez‐de‐Silanes, Shleifer, and Vishny，1998），我国在这方面仍然任重道远。在短期内，我们无法把降杠杆的希望寄托在发展直接金融上面。

3.增加居民和政府消费

增加消费的直接效果是降低储蓄，因而可以起到减少流动性的作用。但是，我国居民的消费增长率一直不低，每年都在7 —9%之间，在没有外力推动的情况下，要进一步提高面临较大的难度。剩下的只有依靠政府提高消费比例。一方面，政府应该大大降低投资规模，把投资让给民间去做；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增加杠杆，增加国债的发行。由此节省和筹措的资金可以用来改善民生，这不仅直接增加消费，而且可以引致居民增加消费。我国政府已经习惯做“生产型政府”，一向是重生产、轻福利改进；就社会而言，“勤劳致富”也早已上升到伦理的层面，成为持家立业的座右铭。但是，今天的中国已经实现小康，因而应该更加注重福利的改善；“勤劳致富”应该让位于“适度享受”。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计划经济时代。在这个时期，政府通过强迫储蓄实现了平均30%左右的积累率，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的资本积累进程，但负面效果也非常明显：农村居民被过度汲取，城市居民二十年没有涨过工资。我国基本上是以牺牲一代人为代价奠定了工业的基础。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到2010年这段时间。在这个时期，我国经济的最显著特征是以出口带动的全面工业化。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一个贫穷的国家成功晋级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在人口双转型的压力下，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没有赶上GDP增长的速度，而2010年我国开始去工业化进程，许多工人不得不默默无闻地回到家乡。可以说，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的成就，是再次以牺牲一代人为代价取得的。第三个阶段是2010年之后。在这个时期，工业化整体已经结束，出口不再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国内消费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在这个背景下，作为前两个时期主要特征的“勤劳致富”应该被“适度享受”所代替。

从政府支出的角度来看，保障“适度享受”就是要增加民生方面的支出。我国的社保体制远没有完善。政府曾经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民社保的目标，目前看来极有可能落空。即使是在城市里，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也只有50%强一点，农村地区更是刚刚起步。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空账率非常高，为解决这个问题，目前一个流行的建议是把个人账户变成名义账户。但这就意味着回到“现收现付”的老路上去，不仅让二十年的改革付之东流，而且是饮鸩止渴的做法，让养老支出变成未来的巨大负担。中央政府应该逐步向养老保险注资，充实个人账户，并趁此机会实现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