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中的耐心和信心：专访量化CTA中的巴菲特(2)

就在那个时候Sabre资产管理找到了Harding，希望他加入他们的商品交易顾问业务中区。“我去了Sabre是因为我不想坐在一个投资银行中赚钱。我想知道自己是否能在市场外赚钱。”“我能不能坐在一个沙漠中，通过交易赚钱”是我问自己的问题。一部分是Harding本身科学家的心态影响了自己，因为那时市场有效学是一个学术界很热的话题。“这时应用数学到市场上的想法脱颖而出—那时有随机计算和期权估值，以及市场有效理论本身的魅力。”Harding说到。他努力学习期权价格以及通过数学来理解市场的布朗曲线。“虽然很难但很满足。如同做一个填字游戏，只是回报是巨额的金钱。”他笑着回答。

“把市场有效假设作为考虑，我非常想知道这个理论的完全对立一面，技术分析到底有没有道理。所以我去Sabre时带着巨大的好奇。”Harding说在Wood Mackenzie的时候对于技术分析没有任何尊重。那里有上百人做的上百种分析，而技术分析被孤立了出来。他的艺术被同行以及媒体看做是“轻度”智力。“我记得金融时报的Barry Riley在1988年采访我。一周后报纸上印着一句话“用电脑的书单子不知道怎么在干什么”Harding回忆到。“问题是他和其他职业投资者对于这个标题的同意都是错误的。如果你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再找多少证据也不会有用。”

这种想法在Harding的职业生涯中遇见很多次。“在我二十五年职业生涯中的18年，我受到所有人的嘲笑和藐视：包括商学院教授，资深投资人以及有经验的记者。当然现在终于不同了。我们赢得了战争。现在要做的就是干掉落后者。”

从Sabre到AHL

David Harding在Sabre干了两年，每天都手工画了上百张图。每张图都会装订在牛皮文件夹中，每张图的形态会被复印放入另一个文件夹。他把这个比喻为传统的出版社。Harding意识到公司是由管理多个账户，而且一定有特定的方法运作。他把自己在这里的时间看做建立自己信用的奠基。最美妙的是用手绘上千张图，在你的大脑里修复。事实上，他把这种疲劳的分类技术分析阶段看做是生命科学中生物学和分类的关系。在1830年前，会有人收集树叶。直到达尔文的出现，人们才懂得归类。只有把数据归类才能让你得到任何的形态。而AHL(Harding自己的基金)和其他人做的则是超越分类，把交易理解成真正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