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从王海到六六 中国消费者维权仍在地上爬行(3)

这是因为维权成本（费用及时间）在不断升高：30.4%的受访者认为维权成本超过商品或服务的价格；58.1%的受访者表示，需要一个月以上的时间来解决投诉，仅有不到6%的受访者表示1天就能妥善解决投诉。

维权成本的升高是否就意味着投诉能得到妥善处理？并非如此，有57.6%的消费者表示多次向商家反映，仍未能解决问题；24.6%消费者表示只有投诉后，问题才得到妥善解决；只有不到7%的消费者表示，反映的问题被及时解决了。

其实，六六、程茉与黄静的维权遭遇就是现实的尴尬写照：不论是普通人还是大V，有钱人还是普通职员，在维权这件事上面临的困难或无力，并没有明显的差别。

中国的消费者维权，一度走到激进的道路上去。代表人物是很多90后都不知道的王海。

1994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实施，在那个年代，人们还不知道消费者权利应该从何说起，王海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局面。

1995年，22岁的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花了170元买了两副“山寨版”的索尼耳机，然后状告隆福大厦出售假货，并提出索赔要求。王海成为“中国打假第一人”，那一年也被媒体评为“消费者维权元年”。

如今，23年过去了，王海依旧在打假前线。他撕过京东、阿里、耐克、小米、苹果中国等知名企业，他的出现总会引起恐慌。他在北京、天津、南京和深圳开设了四家公司，主要业务还是与打假有关，帮消费者维权打假，替企业打假。他做到了用“维权打假”来成就自己的事业，也早已坐到了年入千万。但他掀起的“打假潮”不仅没有给企业带来高昂的代价，反而催生出了一批“维权碰瓷者”，他的打假之路并未转化为完善监管制度的动力。

这些“职业打假人”利用商品过期或商品漏洞问题，故意大量买入商品，然后通过打假要求商家支付赔偿。于是，“职业打假人”变为“职业索赔人”。

《工商行政管理》于2017年发表文章表示：“以深圳为例，从官方数据来看，职业投诉举报数量从2010年的699宗暴涨至2016年的64593宗。据调查，全市在册职业举报人约为1000人，已建立多个联盟QQ群、微信群，大部分实行群体化运营，也有公司化运作。而举报的重灾区则为食品领域的食品标签标识问题，对产品本身假冒伪劣进行的投诉反而少之又少。例如网络打假，获利的基本的套路为：选单、沟通套话、下单、协商。而大部分商家协商后选择花钱了事。这也意味着，打假者获利，而产品的问题仍在，吃瓜群众并未因此而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