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是我国服务贸易第二大逆差来源。我国是全球技术净进口大国，每年大量引进技术付出专利许可费，这是形成服务贸易逆差的重要成因。我国对外支付知识产权使用费从2001年的18.7亿美元增加至2018年的360亿美元。其中，2018年，我国知识产权收支逆差超过304亿美元；美国知识产权净收入超过726亿美元，我国对外支付知识产权费是美国知识产权顺差的重要来源。2018年，我国对美知识产权使用费收入38.2亿美元，支出86.8亿美元，逆差48.6亿美元（图4）。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是我国服务贸易顺差主要来源。2018年，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顺差只有261亿美元，远低于欧盟（2308亿美元）、美国（1964亿美元）、印度（701亿美元）。经验表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将随着去工业化的进程而快速发展。2001~2018年，我国对美知识密集型服务收入从18.9亿美元增至218亿美元；支出从15亿美元增至125.7亿美元；顺差从4亿美元增至92.2亿美元。2018年，排名前15家企业对美顺差占该项顺差42.8%。

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竞争优势远未发挥出来

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竞争优势远未发挥出来。首先，与货物贸易紧密相关的运输和保险服务竞争优势未发挥出来。我国有年均近4万亿美元货物进出口规模，但相关的服务贸易竞争力较弱。2008~2018年，我国年均货物贸易顺差3252亿美元，同期服务贸易逆差累计6185亿美元。其次，我国入境游长期滞后于出境游。2018年旅游服务贸易规模增长7.2%，逆差为2370亿美元，为第一大逆差来源领域，逆差比上年增长176亿美元，逆差主要来自因私旅游和留学。我国在入境游方面（包括旅游、教育和医疗）有很大改进和提升空间。

新兴服务业发展处于追赶阶段。我国知识、技术、资本、环境密集型服务总体竞争力不足。2017年上述服务贸易逆差达到158亿美元，2018年逆差增至235亿美元。信息和计算机服务出口具有一定竞争力。2008~2018年信息和计算机服务贸易顺差年均增幅7.5%，2018年达到65亿美元。专有权和特许权的转让与许可贸易逆差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未来随着我国技术实力的增强，技术引进的增长速度会放慢，技术出口会有所加快。

缩小服务贸易逆差的五大建议

路虽弥，不行不至；道虽阻，行则将至。发达国家国际服务贸易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体系与结构，对经济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日美高度重视拓展服务贸易竞争优势来源渠道，不断巩固其在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等领域的领先地位。我国服务贸易起步晚、发展快，但发展不均衡问题突出，亟待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国际服务贸易转型升级，缩小服务贸易逆差，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首先，培育我国服务贸易竞争新优势，研究制定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顶层规划，解决制约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其他重大政策问题。

积极部署开展服贸创新发展试点，加快服务业对外开放，提升服贸便利化水平。积极发挥我国服务外包优势，促进国内服务市场与服务外包良性循环，一起推动服贸出口增长。进一步放宽服贸市场准入，提高服贸业国际化水平；推动服贸交易模式创新，大力促进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成果转换；积极推动更多企业在计算机、人工智能、大数据、电信、工业互联网等知识密集型出口取得突破。快速推进研发、设计以及与互联网相关的出口型服务业和文化娱乐动漫等消费型服务业高速发展。

其次，大力提升我国高校的办学水平，促进更多高校进入世界高校排名前百，吸引更多优秀国外学子来华旅游。

努力提高我国旅游的软实力和体验感，吸引更多的国外游客进入中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提高市场主体的积极性；鼓励更多优秀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加强知识产权开发与使用。优化针对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特点的金融产品设计，加大相关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利用货物贸易优势，大力发展运输服务和保险服务，积极发展海洋运输服务；利用“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培育我国欧亚铁路运输服务优势。

再次，充分发挥外资企业在发展服务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强我国服务产业的外向化程度。

以贯彻新版《外商投资法》为契机，重点引进一批面向国际市场的外资项目，积极鼓励外资企业发展服务出口业务。密切跟踪经贸磋商发展趋势，积极关注国内外相关媒体、智库的预判分析，提高对中美经贸磋商发展趋势的敏感度，借鉴国外应对贸易争端的历史经验，完善政策储备。

第四，正确引导市场预期，促使市场主体实现财务中性。

加强国际形势研究分析及汇率政策解读，帮助企业正确理解汇率走势成因、中长期变化及影响，提高风险辨识力，增强市场对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的信心。加强对银行汇率价格、衍生产品，以及创新业务的窗口指导，引导市场主体实现财务中性，减少顺周期行为，提升规避汇率波动风险能力。

第五，加强政企联动，助推企业产业升级。应对中美经贸磋商，提升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和加强对国内研发的扶持力度是根本。

引导企业加快产品升级改造，提升产品附加值，加强对美技术依存度较大的企业科技研发经费支持，增强自主研发能力，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转变，提高产品附加值，促进企业竞争力不断提升。

（作者系山西省社科院特约研究员，高级经济师，本文为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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