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国内的塑料企业甚至开始转战东南亚、日本以及非洲，建立塑胶颗粒厂，再从当地出口到国内。

范育顺同时还是连云港龙顺塑料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洋垃圾”禁令颁布后，为了解决原材料的不足问题，公司已于2018年9月在日本成立了再生塑料公司专门从事塑料颗粒的加工。

“我们协会里还有约100家企业准备去日本建厂，也已经有几百家去了东南亚。”范育顺表示，中国此前约有1200家工厂进口外国塑料垃圾，如今三分之一的工厂已经停工，三分之一的企业转迁到境外，三分之一的企业试图把业务转向国内垃圾。

他所在的公司在国内的产能已减少了一半，“从原先的3万吨减少到了1万多吨”。除了把目光投向海外，他也选择把部分业务继续留在国内，与格力等家电生产企业合作，回收废塑料再利用。

不过，国内回收利用行业挑战不少。蒋南青表示，除了供应短缺，由于国际原油价格下跌，新料生产增长很大，“直接购买新料的价格不高，性能却比回料更高”；另一方面，环保监察越来越严格，土地、人工成本不断增加，都让企业回收利用的经济动力有所下降。

用范育顺的话来说，“新料价格的走低，造成了近期废塑料回收市场的疲软”。和新料相比，利用回料对企业来说还存在2～3个月资金回笼的时间问题。目前国内塑料回收再生企业的利润率约为10％～15%。

在蒋南青看来，国内尚未形成正规且完善的城市规划及机制性的可回收闭环链条，也是塑料可回收行业发展的桎梏。

她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由于回收制造商的产能有限，家庭作坊式的模式逐渐被淘汰，目前国内行业的主力主要是中型企业。随着上游大型企业和品牌越来越关注可回收和再生利用，国际品牌和投资者也开始聚焦中国，逐步收购中国的中小企业。

德国高性能塑料生产商、科思创（原拜耳材料科技）中国区总裁雷焕丽对第一财经表示，塑料的循环利用，难的不是技术，而是如何把消费后的废塑料收回来，“在回收废塑料这条价值链上，很多环节都需要先找到生意模式，让各个环节生存下去。”

她表示，“洋垃圾”禁令颁布后，科思创在与国内企业的合作中，明显感受到了废塑料回收企业对于质量的追求有所提升，整个产业正在加速整合升级。

弥补回收体系短板

当前“垃圾分类”的实施对整个回收利用行业而言，无疑是利好。随着国内垃圾分类的推行和普及，全社会和各级政府都会更加关注资源再生行业。

然而，正如蒋南青提出的，国内尚未形成正规且完善的城市规划及机制性的可回收闭环链条。因此，弥补国内回收体系的短板成为当务之急。

范育顺表示，除了中国，东南亚等国家对于废塑料进口的监管也在收紧。因此，去东南亚建厂并非长远之计。以日本为例，废塑料再利用行业完全依靠本地的回收和处理。“日本是很急迫地邀请我们去那边建厂，参与回收可再生处理。”

一定程度上，要像日本那样实现属地化处理为主，对国内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另外，虽然“垃圾分类”已经开始推行，但要实现日本和欧美那样的标准和效率，仍然需要一段时间。

从企业角度来说，范育顺还希望政府可以在税收政策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回收前端存在进项发票方面的问题，因而无法享受国家现有的50%增值税退税优惠，增加了回收成本，也影响了回收体系的发展。

据蒋南青称，山东、福建等地正在进行资源回收利用行业的发票试点，以解决企业没有进项的难题。

季君晖表示，要深度挖掘国内废塑料资源，完善回收体系建设，就需要加强源头回收，并且在源头做好分类，形成以政策为主导、以回收站点为基础，建立分拣、加工中心，以集群化的分拣中心及加工中心为节点，形成废塑料回收加工利用网络和产业链条，采取园区化生产。

在技术层面，则要研究废塑料的精细化分类和塑料再生的关键共性技术。

一般来说，废弃塑料回收利用的要求是成分单一、清洁卫生以及性能良好。但目前国内存在大量品种混杂多样、污脏的塑料废弃物，只能作为固体垃圾填埋焚烧。

因此在技术层面，为了利用现有技术没法回收利用的塑料垃圾，季君晖的团队正在和欧洲国家合作寻找解决方案，试图直接利用废弃塑料混合物，从而把塑料废弃物资源化的比例从现在的35%提升至75%左右。

废弃塑料混合物只需聚烯烃混合物（常见的为聚乙烯、聚1-丁烯）含量不低于80%，可含生物质（生活垃圾）、小颗粒金属、无机物（土、小石子）等。季君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预计今年9月该技术就会在山东率先进行产业化应用。

对于占比超过15%、不适宜或不可能回收的塑料废弃物，则使用可生物降解的塑料来替代更为有利。

不过，蒋南青也指出，大多数可生物降解塑料只能在高温下分解。如果把这些袋子与传统塑料混在一起，会让回收过程变得更困难也更昂贵。可以明确的是，不管是纸袋还是可生物降解的塑料袋，最重要的是说服消费者减少一次性袋子的使用、改变外包装使用一次就扔掉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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