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互联网行业的创新模式正在衰竭。互联网行业创新带来了诸多的新模式、新主体。五到十年前，互联网思维成为特别热门的词汇。例如，尽管存在大数据杀熟、安全保障不够等问题，网约车的出现打破了出租车的垄断，但是互联网技术的创新越来越显得无力：比如互联网金融的野蛮生长导致各类非法集资和社会稳定事件层出不穷；又如粗暴与简单的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等商业模式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并没有创设出“新生事物”。

数字经济应以技术创新融合需求创造

健康、长足发展的新经济行业十分重要。互联网技术本身并不神秘和先进。在打造未来数字经济发展新引擎、引领国际互联网行业发展的预期之下，互联网经济需要从技术创新入手，升级成为真正的数字经济。为此，政府和民间需要在科技创新领域展开互动。

第一，行业鼓励政策与监管政策预期明确——抑制短期非理性，扶持长期理性，民间创新向“有用的”“根本的”中长期科技研发与商业模式改造转向。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受到自身规律和经济周期的影响。政府在引导互联网行业成为核心产业、龙头产业时，逐渐转向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主观上控制宏观风险、帮助微观主体。对于“一个概念”“一个创始人”就能获得超额估值时，监管要警惕资本市场是否过热，一方面可通过基金等市场化方式有效引导长期有发展的行业与项目；另一方面也应该加强资金投资监管。对于创业者和投资者而言，要放眼长远，关注中长期价值，不要陷入短期诱惑，要遵守基本法律底线，聚焦主业。

第二，两类主体将会大有作为——鼓励创业者和创投基金。政府将会结构性地鼓励两类主体，一类是创业者，另一类是创投基金。结构性而非一刀切、有针对性而非大水漫灌是政府支持互联网行业发展的正确方法。具体表现在，鼓励创业者的真实技术、模式创新；鼓励创投基金发挥专业能力，包括市场化定价、专业企业孵化与培育、长期与企业共同成长等等。针对创业者的鼓励要做到：第一，政府会重点鼓励拥有技术背景的创业者。技术背景需要更加有针对性地支持科技管理部门认定的前沿科技，而弱化支持商业模式创新的创新。前者稀缺，后者可以依靠市场竞争出现。第二，创始人、创业者设立的互联网公司也都是民营企业，针对可能出现困难的此类民营企业用市场化的方式（例如政府投资基金、创投基金），撬动社会资本，实现市场化定价。第三，政府鼓励形成互联网资本、人才、资金聚集地，并提供支持、优惠，对融资、上市提供辅导等。

针对创投基金的鼓励要做到：第一，完善财税方面的减负，使得创投基金可以轻装上阵，没有太大包袱；第二，打通资金端与创投基金的隔阂，使得更多资金可以进入到创投领域，实现风险收益共担；第三，设置长效机制，激励其长期培育互联网企业，纠偏规模估值与投资短视，并规制创投基金出于自身理性导致的非理性，例如规范创投基金的退出方式，激励与创始人以维护公司为出发点的一致行动等。

所以创业者和创投基金将会在数字经济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5G、区块链技术等领域大放异彩，获得中长期的超额利润。

第三，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方向——打穿互联网天花板。打穿互联网企业发展的天花板，营造行业发展新空间是创业者需要重点考虑的。这主要表现在寻找新的技术形态，寻找新的行业需求。例如，农村地区是互联网消费者端的重要来源。结合我国城镇化的需求、扶贫需求，鼓励互联网企业开发农村、城镇市场，开发多元、多层次场景。此外，政府一直在推进我国工业互联网建设、智慧城市建设，以促进中国互联网行业有效生长，并鼓励传统互联网企业技术能力迁移，拓展toB/G端的互联网业务发展。所以非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政府技术采购将会成为一类可能。

凡此种种，最关键的，还是利用新技术手段的创新，创造新需求。正如iPhone手机的上市彻底打开了智能手机与应用的大规模市场；5G的商用、人工智能的渗透、区块链的变革，也一定会在不少领域创造出全新的市场。与传统互联网经济相比，数字科技真正的优势和未来正确的路并不在如何用技术去解决传统行业的痛点，而在于如何实现最高层次、最纯粹的创新。

(张彧通系京东数字科技研究院研究员，王芳系李嘉图经济咨询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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