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布了针对中国的“301调查”的最终结果，并以此为依据发起了针对中国以关税为主要工具的贸易冲突。截至目前，美国已对中国250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加征了25%的关税，另有约3000亿美元的商品是否加征关税还在未定之中。

在中美正在演进的围绕贸易和科技的竞争冲突中,关税在美方的政策工具箱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证角度来看，增加关税壁垒在现代经济的语境中，都是一个十分低级和极其糟糕的政策安排。

1.国际贸易理论共识

基于过去200年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实践，现代国际贸易理论成功地论证了全球范围内经济学家已经将其理解为常识的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赫克歇尔—俄林理论（H-O)及其发展学说认为，资本相对充裕的国家出口不同/同种产品中资本密集的高质量品种，劳动力相对充裕的国家则出口不同/同种产品中劳动密集的低质量品种，从而形成产业间和产业内的贸易模式。

第二，萨缪尔森（Samuelson）在H-O模型的基础上，论证了国际贸易对各国收入差距的影响，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H-O-S）认为，商品自由贸易将实现世界范围内生产和资源的有效配置。

第三，和跨国公司全球配置资源有关，罗默（Romer）的“干中学”模型显示，技术进步和技术外溢密切相关，即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自然输入了技术要素。后来克鲁格曼（Krugman）又论证，若引进国将外溢国的技术用于比较优势产业，则对两国均有利。

不过，在上一轮全球贸易投资的迅猛进展中，也出现了由于可贸易部门（tradable)和不可贸易部门（non- tradable) 之间劳动生产率和回报差距拉大而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这为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范围内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在这个过程中，全球政策制定者在收入分配和结构改革等方面的短视、自满、无能和不作为是最大的罪魁。

2.关税并非中美贸易失衡的主因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这一届政府将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作为对华政策的起点和核心。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截至2018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4798亿美元，向美国进口商品1554亿美元，中美贸易顺差为3244亿美元。

而根据美国普查局的数据，2018年特朗普政府开始针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但当年中美之间的贸易赤字却达到历史新高。2018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约5395亿美元，向中国出口约1203亿美元，中美贸易差额接近4192亿美元。

事实上，中美之间的巨额贸易差额既不意味着美国利益的损失，也不是关税水平的结果，这其实是由一系列全球经济金融的结构性因素和各国的宏观因素所造成的。

IMF（2019）测算了贸易成本、各国部门构成、宏观因素等变量对双边贸易余额的影响。贸易成本变量包括关税以及其他政策相关的成本，宏观因素包含两国的总产出以及总支出，各国的部门构成反映了劳动力的国际分工，这将同时影响两国的贸易总量以及分部门的贸易情况。

测算结果显示(图1)，在中美双边贸易中，关税等贸易成本对双边贸易余额的解释度很低，远低于宏观因素对贸易余额的解释度。美国在1995年至2015年的分析结果显示，中美之间的贸易差额是宏观因素的结果：美国国内的宏观因素是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因素，即美国的国内支出总额要远超过其国内产出，因此美国只能从贸易伙伴那里进口商品。与美国相反，中国国内宏观因素都是贸易顺差的原因，这反映了中国的国内产出要远大于国内支出。

由此可见，一国的贸易失衡主要与该国在生产和消费上的行为有关，通过关税手段来调整贸易余额的做法既没有效果也不明智。正如中方不久前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下称“白皮书”)所阐释的那样，中美贸易差额是储蓄率（图2）、国际分工和跨国公司生产布局、美方出口管制和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3.全球价值链是各国根据禀赋优势配置资源的结果

在过去二十年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是基于各国比较优势下的合理分工，有利于提高全球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消费者福利。随着贸易成本的下降，各国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选择生产擅长生产的商品，最终形成国际分工并分得全球产业和价值链上的利益。

根据IMF基于OECD TiVA数据库的测算（图3），中国、韩国、德国和墨西哥等国在制造业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并在近年来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比较优势；而英国、美国和印度等国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在高科技制造业领域，日本、韩国、德国以及墨西哥一直维持着自己的比较优势，中国则在二十年间进步显著，从没有比较优势上升至具有明显比较优势。

美国政府以关税壁垒为手段，希望推动美国已经不具竞争力的产业（例如钢铁制造业）回流美国，因为违背基本经济学原理，很难奏效，即便在短期和小范围内靠压力和非常规政策有所成效，对长期的产业竞争力也只会有害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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