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儒家伦理教育的涩泽对于这一选择还是有些战战兢兢的，包括他的挚友在内都认为他被金钱蒙蔽了双眼。当时普遍存在的轻视商人的社会氛围也让涩泽对未来忧心忡忡，生怕落入锱铢必较的生意人圈中。在之后的讲演中，他说自己的救命稻草就是《论语》。在对宋明朱子理学的反思中，他找到了“一手《论语》、一手算盘”的经营之道。

其实，如果用“义利合一”的经济思想来归纳涩泽的想法，这“论语+算盘”的说法并无太多创意，但如果联想到当时更具影响力的福泽谕吉的思想，涩泽可真是有些逆潮流而上了。日本学者小野进认为涩泽与福泽的思想有针锋相对之处。福泽认为日本的排外思想源于儒教主义，为了启蒙就需要强调西化，反对传统儒教；而涩泽则将《论语》视为“大家共同的实用箴言”，认为福泽引介的西方自由思想与个人主义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导致了当时的唯利是图与民心混乱。

与福泽相比，直接投身商界的涩泽对日本经济界的影响更为直接。1871年，涩泽与福地源一郎分别编纂的两本治理原则小册子成为事实上的《公司法》，所依据的就是涩泽提倡的结合儒家思想与西欧股份公司制度的“合本主义”。涩泽在向年轻的企业人宣讲时，称“合本主义”的本质是：“公司的组织类似共和政体，股东犹如国民，选出来的经营者则像总理或国务大臣。任职期间，公司是属于我的……必须视公司如己出，但经营者有时也要将公司看作是完全属于别人的财产。这种平衡如果处理不当，就很难维持公司的稳定……只要做到这些，就会将公司看成自己的家，进而把国家看成自己的家。虽然以国为家有悖宪法精神，但是，如果要保证公司的稳定发展，就必须要坚守这一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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