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美国有许多人对日本怀有敌意。修正主义者开始出现，他们强调日本制度和文化与西方的自由民主截然不同，是一种威胁。我当时感到迷惑的是，为什么美国在美日两国是同盟的情况下还对日本有着如此大的敌意。我现在明白了，那是追赶者和被追赶者间零和心态的悸动。美国作为世界最强大经济体和老牌霸主，遭到第二大经济体和新崛起的日本挑战，并对日本发起反击。

从美日经济关系的角度，广场协议也是另一场全球经济治理与领导“权力得失”的戏剧性事件。

不过，这部戏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是各国的国内政治。随着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度的加深，贸易（和创新）导致的赢家和输家出现，各国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之间的权力斗争加剧。

在维持自由贸易、确保经济增长时，需要考虑保护主义者的呼声并适时释放这方面的压力，否则将导致尖锐的经济民族主义。这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而是五国集团国家共同的问题。

30年后，面对英国脱欧（欧洲统一进程中的阴影）、特朗普时代的到来（美国优先）、马克龙的胜利（消解左右分歧），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崛起和挑战，政策制定者们再次将注意力转向广场协议。

在华盛顿，有人认为“特朗普是弱势美元的支持者。如果美国同中国的贸易逆差无明显收窄，将出现一个广场协议2.0”。目前，中国20%的出口商品以美国为终端市场，这一水平同1989年时日本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所占份额相当。

2016年10月的G20（二十国集团）会议声明：“我们还将致力于减少过度失衡，并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提升包容性并减少不平等。”但这仍然只是一句口号，并没有实际行动。峰会会议室外走廊上可以听到窃窃私语：需要一个以美国和中国为中心的广场协议2.0。G20国家缺少政策行动的局面不能一直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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