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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当我通过IIE(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即现在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出版《管理美元》时,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经济战依然激烈。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是《朝日新闻》驻华盛顿负责经济事务的记者。那段时间,每天报道的内容都是美日两国的贸易问题。从家电、汽车、机床、精密机械、工程机械、通信机械、半导体、超级计算机到烟草、大米,两国在各个领域都存在着贸易摩擦。在美国,要求对日本商品进行进口限制的呼声与日俱增。
两国政府在各个行业领域不断进行谈判,但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仍在恶化。美国对联邦德国的经常账户也存在巨额逆差。由于利率高企,坚挺的美元抑制了出口,美国制造业举步维艰。
如果局势持续下去的话,要求实施保护主义措施的国会将会采取主动措施。不过,美国财政部部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抢先了一步。他的历史观是,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部分导致了大萧条,并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二次世界大战,人们绝不能再干这种蠢事。
美国打出的王牌是主要国家间的货币汇率调整,从而大幅推高日元、压低美元,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广场协议。1985年9月,来自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五国的财政部部长在广场饭店达成协议,调整以美元、日元和马克为主的汇率。
广场协议中提出并在1986年4月的七国集团东京峰会和1987年2月的卢浮宫协议中重申的经济政策协调,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此之前,主要国家间从没有进行过这种深入和多边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卢浮宫协议之后,这种政策协调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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