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波说，政府职能转变所推进的通关一体化、证照分离等首创性改革，也从上海自贸试验区走向了全国。

营商环境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是法制环境。

事实上，2月24日公开征求意见刚刚结束的《外商投资法》，其立法工作一直在加速，这是中国对外商投资促进、保护、管理的基本制度。

与此同时，我国还在全面清理对外资单独设置的准入限制，确保市场准入的内外资标准一致。准入后的阶段，也在政府采购、产业政策、上市融资等方面保障外企的公平待遇。

上海自贸试验区一系列首创性的制度创新，进一步激发了市场创新活力和经济发展动力。截至2018年底，自贸试验区累计新设立企业5.9万户，五年来新设企业数是前20年同一区域企业数的1.6倍。贸易便利化改革效应，也带动2018年浦东新区完成进出口总值2.06万亿元，推动上海港连续8年位居全球第一大集装箱港。2018年，洋山港和外高桥港区合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793万标箱，同比增长4.3%。

更重要的是，自贸试验区有力推动了浦东转型发展。2018年浦东新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0%，财政总收入增长8.3%。上海自贸试验区以1/10的面积创造了浦东3/4的生产总值、70%左右的外贸进出口总额；以1/50的面积创造了上海市1/4的生产总值、40%左右的外贸进出口总额。

接下来，上海还将抓住“三区一堡”和“三个联动”，深化推进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抓紧谋划新一轮改革创新的制度安排，进一步发挥好试验田作用，真正让自贸试验区成为制度创新的高地。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教授伏玉林说，上海自贸区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对外开放倒逼对内改革和开放。不少国外高科技企业落户自贸区，实际上将产生溢出机制，通过产业链上下游的影响，带动中国本土产业的发展。政府也要提出优惠政策，从供给方面推动区域内的企业创新。“我认为，对外的开放与对内的改革叠加，才是自贸区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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