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清华大学发布讣告，著名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因病去世。这一天，距离他86岁生日不到一个月。

人们称李学勤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60多年的治学历程中，李学勤的工作涉及甲骨文、青铜器、战国文字、简帛以及中国文明史、中国思想史，并主持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和“清华简”的保护、整理工作。正因其广博的学识和广泛的学术涉猎，他被视为古文字学权威。

“走出疑古时代”，是李学勤于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著名口号。围绕着这一点，他还提出“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等命题。他曾经明确说过：“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过去因为西方国家的种种偏见，被贬低了。更好地把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说明出来，对那些贬低的中国古代文明加以纠正，这是我们历史学者的责任。”近20年来，他最引人注目的实践，莫过于主持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及主持清华简的研究整理。

2011年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以每年一册的速度推出“清华简”整理报告。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郭永秉的记忆里，每次参加关于“清华简”的学术研讨会，李学勤的发言都是生动明快，让人豁然开朗，“好像他本人和书里的内容浑然一体，这些文章都是他自己写的一样”，“他是站在很高的地方去讲述这些事情的，所以看得很清楚”。

“虽然‘大师’这个词已经被说滥了，但他的确是真正当得起‘大师’的学者。”郭永秉几乎读过李学勤的全部著作，获益很深。虽然私下交谈很少，但他多次在学术会议上听到他的讲话。郭永秉眼中的李学勤，“学问广博”、“表达明快”、反应机敏，而且和蔼可亲。

在这位年轻历史学家眼中，李学勤“身上有北京人那种非常客气周到的感觉，让人一点都感受不到压力和距离”。

既“广博”，亦“精微”

在郭永秉看来，李学勤身上有浓重的时代印记，他为学广博的特质不仅来自他的个人努力，也和那个年代的教育有关。

生于1933年的李学勤是家中独子。父亲在协和医院工作，请了一名家庭教师，让他在家读书。仅用两年，他就读完了小学课程。李学勤读书涉猎范围极广，属于“胡乱看书”的类型，科学类、文史类的书都会拿来看，尤其爱读《科学画报》。“他最初介入学问的门径和我们现在培养的硕士、博士很不一样，那个时代的专业分工还不是那么细，现在，专业化太明显了。”郭永秉感慨，这也造成如今很难再出这样的学者。

李学勤一生的成就虽在考古和历史学领域，但他最初考入的是清华大学哲学专业，师从金岳霖教授。入学不到两年，他在尚未取得学位的情况下离开清华，以临时工身份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协助曾毅公、陈梦家编著《殷墟文字缀合》。至此，年仅19岁的李学勤迈入了历史学和考古学领域。

“我从小就对看不懂的符号感兴趣。”李学勤曾这样讲述自己转学甲骨文的缘由。在他眼中，甲骨文就是一堆现代人看不懂、需要去破译的密码，而他自小就对符号之类神秘的、需要练脑子的事物很有热情。之后，他又担任历史学家侯外庐的助手，参与编写中国思想史方面的著作。“博闻强记，熟悉典籍”，是侯外庐对李学勤的评价。

早年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奠定了他多学科结合治学的特点。在同辈学者中，他一直以视野开阔、学识渊博著称。“广博，是大家对他的印象。他不光做古文字考释，也做历史研究，还能把这些融会贯通到他的文章里。”郭永秉说。

“他的广博也不是建立在空泛的基础上的。”在郭永秉看来，李学勤的研究中也有非常细腻的部分，“他比一般历史学者高明的地方就在于，能利用一手资料去做研究，会考证、会释字。当然，他很少专门就释字写文章，这部分工作在文章里往往只是一句话，或者一个脚注。”

“我这是杂学，我常说自己的经历不足为训，因为不会再有别人有这样的经历。”李学勤曾在采访中这样谈过自己的早年经历。

主张学术文章简明精练

在李学勤一生得到的诸多奖项中，有一项显得特殊，那就是2013年的“首届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

在郭永秉看来，这对于李学勤写作的“质”和“量”来说，都是“实至名归”的。他本人就是李学勤明快写作风格的受益者。从学术入门至今，他持续不断地阅读李学勤的书。

事实上，直到现在，李学勤编写的一部分书籍，都被许多历史类专业学生视为入门必读。郭永秉读的第一本是老师傅杰推荐的《古文字学初阶》，第二本是《失落的文明》，两本书对他影响都很大。再之后，他便开始阅读李学勤更为艰深的学术著作。“李先生的著作是很方便入门的，他的文章不像现在很多学术文章那样长，引证很多”。

李学勤这种写作风格，也被很多人批评为“不会写长文章”。“这正是他文章的好处，简洁明快，一眼就能看清他的观点，读起来没有太大负担。”郭永秉认为，他的文章虽不长，但很多在学术史上是划时代的，往往是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后来的学者会不断征引和论证。

事实上，简明扼要、明白易晓的文风，也是李学勤一直向学界倡导的。他曾经举例，疑古思潮的最初提出者胡适和顾颉刚就是写作高手；胡适的文章好像一块水晶板，清清楚楚，毋庸置疑；顾颉刚的随笔，每一条都可以写成非常大的论文，但他写得非常简明。

用学术研究回应质疑

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李学勤一度处于争议的漩涡之中。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进行一直伴随着质疑，批评主要来自海外学者。李学勤不是固守书斋的学者，他愿意与公众沟通，也会对许多话题向媒体表达自己的看法。但对于“夏商周断代工程”带来的疑问，在郭永秉的观察中，他从未做出正面回击，也从未与批评的声音对峙。面对学术上的争鸣，他试图用学术研究的方式解决问题。

2003年，陕西眉县杨家村窖藏青铜器的发现，震惊世界，也让人们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纪年推算方式产生了质疑。同年，李学勤就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眉县杨家村器铭历日的难题》回应这个问题，并在北京大学做了专题讲座。后来，觉公簋的出土也同样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编年有矛盾之处，李学勤也专门撰写《论觉公簋年代及有关问题》参与到讨论之中。

晚年的李学勤，将大部分时间都倾注在2500枚“清华简”的保护和整理上。这批于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竹简，在秦之前就被埋入地下，逃过了“焚书坑儒”的影响，因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现先秦古简的原貌，研究它们，有助于了解中华文化的初期面貌和发展脉络。

三个月前，清华召开研讨会，并公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那次会议，郭永秉照例也去了，可这一次，他没能听到李学勤的讲话。

在清华大学发的悼念文章中，李学勤先生的去世，是清华大学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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