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近几年兴起的柬埔寨及缅甸房地产基金投资，以超高的回报率吸引了不少海外另类投资者的目光。这类基金通常投资柬埔寨及缅甸等国的优质商业地段，可以通过合法渠道获得房产产权，也拥有相关的法律手续。但是通常从拿地、建设、到销售楼花，回款时间普遍要三至四年，甚至更久。在这段时间内，投资人买入的基金每年要支付管理费给基金经理，但却并不会有什么收益或派息，只有在退出时，才能一次性收回成本和利润（假设有的话）。而如果一旦这些国家发生动荡或是投资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例如针对外国人实施重税，或是规定不准外国人拥有土地所有权等），则投资人的投资就会面临非常大的风险。

第三，另类投资市场普遍缺少有效监管。

从全球来看，直到2009年，G20领袖才开始承诺改革场外衍生工具市场。在香港，直到2013年左右，立法会才二读《2013年证券及期货（修订）条例草案》，在香港设立场外衍生工具市场监管制度。

然而，金融机构对另类投资产品的监管很多仍然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还需大力改善。比如全球宏观对冲基金、股权私募基金以及各类型的私募投资机构，其法人本质只是对应注册地的公司机构，只需要符合注册地（比如开曼群岛）的法律和公司章程，但这些注册地往往采取较弱的金融监管措施。

当这些机构在各个发达国家市场投资和融资时，他们可以通过聘请“代理人”——比如在香港聘请一家持有4、9号牌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融资和投资活动，从而把基金自身的法律风险作了切割。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你是另类投资者，所投资的对冲基金能按章办事，保障投资人的利益，那么对对冲基金的投资人来说，这种投资风险还是可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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