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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成为社融增速出现一定程度下滑的原因之一。央行数据显示,2018年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9.8%,2017年末这一数据为12%。去年社融增速持续的下滑主要是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等表外资产增速的下滑所致。
但这成为了一些人士认为资管新规过于严厉的原因。
近期,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论坛上,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表示,“资管新政的方向是正确的,但不能把影子银行的所有创新都一棍子打死。”他认为,影子银行是表外业务,没有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是实体经济、民营企业,包括地方城投等获得资金的一个市场化渠道,一旦按要求全部转回表内,就要受到资本充足率的制约,银行的融资放大器作用马上骤降。
陶玲对此表示,“资管新规从来就没有一棍子打死影子银行,从来没有说不让投资非标,资管新规允许公募资管产品投资非标资产,但投资非标应当期限匹配,不得多层嵌套,符合金融监管部门对非标的监管要求。”
事实上,在资管新规出台前,银行发行了大量的刚兑资管产品,期限错配,资金池运作,多层嵌套,且投资端却投向了很多国家宏观调控领域或限制性行业。例如,房地产、产能过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这成为了资管新规出台的初衷,即要防范和化解不合规影子银行的巨大风险隐患,引导资管产品回归本源,发挥直接融资功能,满足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
目前,影子银行的规模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缩减。但陶玲表示,缩减的这部分主要是多层嵌套和通道业务,应当说基本上在我们预期之内。资管产品的总规模没有出现断崖式的下跌。此外,“从银行的统计看,银行的非标投资基本上稳定在理财投资总资产的15%左右,并没有出现一棍子打死了,什么都不能干”。
“资管新规的出台,极大地改变了银行资管现有的竞争格局,尤其是对于私人银行业务而言,我们判断,这三年内将是中国高净值客群重新选择和分配的时间窗口,所以我们必须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