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全球金融危机的历史演绎而言，无论是曾经的超级金融强国英国还是1944年以来一直占据金融分工顶层的美国，都无法做到与金融危机绝缘。这使得前瞻性预期管理与保持对金融市场的敏锐直觉在今天尤为重要，尽管说易行难。事实上，肩负重要使命的巴塞尔委员会在去年12月发布的有关后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最终方案中，就特别重视宏观审慎监管和流动性监管。诸如反映压力情景下商业银行应对至少未来30天流动性需求能力的流动性覆盖率（LCR），以及反映中长期流动性存量指标的净稳定资金比例（NSFR）等重要指标，越来越受到主要经济体的重视并陆续付诸监管实践。正如国际公认的战略石油储备至少应该达到90天的基准已成为中国石油安全的重要参照系，中国在构建适应全球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的独特新兴大国监管范式的过程中，无论是对系统性金融机构安全边际的密切关注，还是对核心金融信息的管控以及监测系统的统筹协调，乃至应对突发金融事件的快速反应等，都还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及技术保障。而如何做到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有效协调，防止不同部门之间在政策目标上出现的不一致，避免不同行业机构的监管套利行为，校正监管政策在执行与传导中出现的偏差，更是大国金融监管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

最后，微观主体创新禀赋的广泛激活是对冲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依靠。某种意义上，这也是预期管理的重要立足点。可以说，今日中国经济金融领域面临的诸多复杂难题，既是以往发展模式沉疴的陆续表达，也是经济迟迟未能战略转型付出的边际成本。所有懂得经济发展机理的市场主体都应该明白：投资之于经济增长最多只有工具价值，经济学意义上也没有所谓的“消费驱动型增长”概念，至于进出口，其实是经济体之间资源禀赋的一种互换。唯有以知识为基础，以技术创新抑或技术革命为源动力的经济增长才是持续有效的经济增长。中长期来看，中国必须逐步告别债务推动型增长模式。（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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