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早先曾说过，中国金融体系在21世纪面临的重大考验，大体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既有金融体系长期积累的系统性风险对金融防波堤的不断考验；二是未来可能爆发的下一场世界性金融危机对业已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中国经济的重大考验；三是人民币高度国际化之后，中国作为全球金融体系重要担保人应尽的全球责任与风险防范能力持续供给之间的矛盾。基于此，明确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相关指标，控制经济金融化的边界，持续整固制造业竞争力，当是构建适应于21世纪全球经济竞争的弹性金融体系以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本。

只是应当看到，我国尽管在防范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方面拥有较丰富的经验积累和较强的财力工具，但金融危机的重要特点在于其爆发时间的不确定性，传导机制的高度敏感性，以及对经济系统的深度破坏性。因此，即便是拥有全球最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美国，也在金融危机面前表现出预测不精准、恐慌情绪发酵以及修复金融危机的信心不足，等等。而10年前的那场金融危机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随着全球经济金融化程度的加深，金融创新与发展的两面性越发表现得明显。如果一国金融深化过度乃至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信贷扩张来支撑，则在实体经济绩效未能同步提高的情况下，金融危机的爆发将难以避免。

债务安排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手，也是滋生危机的毒瘤，任何一个“无债不欢”的市场主体最终都会受到债务毒瘤的侵蚀而难以自愈。有人说，企业家的动物精神驱动着金融周期，只要动物精神不变，金融危机就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且金融危机只能被转移而无法消灭，指望研制出杀灭金融危机病毒的防控系统本身就是不现实的。但是，正如医生对病人身体状况的判断有相应观察指标一样，这些年来，有关观察金融危机是否在敲门的早期预警指标，普遍的共识是“信贷差距”基准，它衡量的是企业和家庭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和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从中可以看出当前和历史借款规律之间的差异。中国目前的数据已超过10%的担忧值，当然引起了监管者的高度重视。而懂得金融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一国金融资产主要信用扩张而非在国内外高度联动的市场中依靠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而获得内生性发展，且尚未真正经历过风险系数较大的经济与信用周期的考验，则在监管能力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即便监管者夙夜在公，恐怕也不能确保不发生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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