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监管的最重要目标，当是在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发挥金融作为实体经济血液的流动性支持与财富增值效应。作为独特新兴大国，中国金融监管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在没有可资借鉴参照系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构建有效的先行指标体系以及保持敏锐的直觉，提升对金融危机的早期预警能力。并以前瞻性预期管理发挥对金融市场风险传导的阻断效应。

金融危机究竟能不能预测？假如爆发新一轮金融危机，有没有足够精准的先行指标去预警？这些难度极高的命题，在真实世界里真的很难给出精准的答案。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之际，有关对金融危机成因的深度探究陆续见诸报端，包括有关亲历者对雷曼兄弟是否应该被拯救的慨叹依然不时勾起世人对那场危机造成的“达尔文主义”式冲击的痛苦回忆。有着“末日博士”之称的鲁里埃尔•鲁比尼日前撰文，警告下一场金融危机可能会在2020年爆发。而且与10年前不同的是，一旦新的金融危机爆发，政策制定者可用的工具将有限，换句话说，由于财政政策受到高债务杠杆的约束，加上可能的救助计划与民粹主义的冲突，使得政策工具即便祭出也会效力不佳。

另一方面，在大洋彼岸的中国，连日来，包括中国金融主要决策者和主流经济学家在内的重量级人士，都以十二分的专注度来审视在愈加不确定的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中，中国如何以更加开放的金融气质与前瞻性预期管理，来提升金融竞争力，以确保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其中，有关国务院金融委如何建立与金融市场的有效沟通机制，更加广泛地听取金融市场的声音，金融决策如何更好地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尤其是如何有效稳定市场预期的重要命题，都是摆在中国金融政策制定者与改革者面前的高难度任务。正如易纲行长所言，我国金融市场开放，总体而言仍以“管道式”开放为主，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不足，便利性有待提高，金融业国际竞争力仍需要加强，金融制度环境与国际接轨程度也有待提升，外资金融机构的营商环境也需进一步改进。而所有这些问题的破解，都离不开金融业的深度开放，尤其是在开放中锻造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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