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优越感是基于经济与政治上的实力，但也依赖于基本的理念：坚信美国有长期履行其诺言的能力。但是，即便美国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受到这场危机的影响并不大，这种长期以来的信赖感还是被动摇了。更致命的是，这种受挫感深深根植于个体的理念中，而非金融市场。

金融行为并非凭空而生。导致雷曼兄弟倒台的那种短视、不切实际的理念也同样根植于当前社会的其他方面。举例来说，2007年6月，苹果公司推出iPhone手机，恰恰是一场即将发生的危机的早期迹象。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新的可能。它为那些尚不成熟的社交媒体增添了动力。还为Tinder和其他改变数百万人日常生活的交友软件提供了沟通基础，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约会朝及时享乐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基于长期的承诺。

这些新的数字产品与平台催生了超个人主义情节，致使个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容易无视他人的意见、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从而影响了政治预期以及政策制定者的相关行为。一个结果便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充斥着妖魔化、语言暴力、骚扰不断和不时被操控的网络文化。

当前很多的政治动乱也是这些新思维和新沟通方式的产物。如今，技术与金融资本主导着这样一股社会思潮：历史的延续性被破坏，各种乱象被不断美化。

雷曼兄弟的倒台不仅仅揭示了金融体系中的一个瑕疵，更揭示了21世纪政治和社会运作中的弊端。讽刺的是，我们并没有吸取教训，将由技术驱动的短视危机扼杀在摇篮中，相反，一场新的危机正加速朝我们靠近。

（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及国际事务教授、国际治理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潘寅茹翻译。版权：ProjectSynd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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