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央行释放稳定汇率信号会缓解贬值压力。2018年1月，央行让做市商暂停实施逆周期因子，但是并没有停止调整中间价。我们将每日中间价分解为收盘价+篮子货币+中间价调整，对各个成分做20个工作日平滑处理。结果表明，1～5月，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一直处于升值空间，“中间价调整”则在小幅对冲收盘价的升值幅度，避免CFETS指数升值过快。6月下旬，人民币收盘价出现显著贬值压力，平均每天贬值接近300个基点。对比1月份升值压力，央行在面对贬值压力时，运用“中间价调整”对冲贬值的力度更大，表明央行并不希望人民币汇率出现持续贬值。8月3日，央行调整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表明货币当局已经开始关心汇率稳定问题。央行稳定汇率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冲中美贸易摩擦和美联储加息冲击。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幅度不会持续高于其他亚洲货币，在短期会有一定幅度的回撤。

最后，经济基本面并不支持人民币汇率持续贬值。作为同时存在贸易盈余和资本管制的追赶型国家，中国只要不出现系统性金融危机，汇率持续贬值的概率非常小。因为只要有贸易盈余，外汇市场的美元就会供过于求。短期资本流动只是资产配置的扰动项，主要和利差、预期联系紧密，并不会形成趋势性的持久冲击。

未来央行可进一步推动汇改，汇改的方向是浮动汇率。汇率制度改革应增加收盘价的比重，增加市场供求的力量，而不是以参考篮子货币作为改革的方向。未来可以逐步下调篮子货币的比重，增加收盘价比重。在汇率形成机制中减少篮子货币的比重有助于降低美元指数的影响力，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

具体而言，可以将汇率形成机制中收盘价的权重从50%上调至75%，篮子货币的权重从50%下降至25%。随后，根据相机抉择的原则，逐步剔除篮子货币的权重，最终让人民币汇率完全由收盘价决定，成为真正的浮动汇率。增加收盘价比重，可以让市场压力更快释放，等到央行最终放开汇率时，造成的影响会更小一些。举个极端的例子，若收盘价的权重逐步增加到99%，那么放弃最后那1%的篮子货币权重，对市场的影响就可以忽略不计。（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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