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加快建设信用风险处置的相关金融基础设施，完善信用风险衡量、分散、转移和处置链条。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这是加剧信用风险蔓延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强调金融机构防范风险；但是对于金融机构遇到风险之后的应对机制和方案准备不足。尤其是在去杠杆、打破刚兑的过程中，金融市场缺乏成熟的资产处置办法和处置案例，缺乏盘活不良资产的渠道与方案，更缺乏足够广阔的、分散信用风险的衍生品市场。一旦遇到风险，缺乏退路的金融机构，尤其是非银金融机构，只能被动倾向于“过度紧缩信用”。因此，需要尽快构建分散市场风险，分担信用损失的体系，明确金融机构对于信用风险承担的过程和程度，鼓励培育不良债务的投资机构和投资群体，尽力扭转“过度紧缩信用”的趋势并防范其可能造成的危害。

2.在全球流动性收紧和贸易冲突的复杂外部环境下，密切监控国内外重要信息和市场动向，高度关注各项宏观金融政策的协调，防止外部金融冲击和内部金融风险暴露在短时间内高强度叠加，导致市场过度波动、资本大量无序流出、外汇储备下降、人民币汇率贬值、资产价格迅速下跌和信贷紧缩同时爆发的风险局面出现。

目前外部环境较为复杂，全球货币政策转向的同时，全球贸易冲突的不确定性持续上升。

从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实践看，货币政策正常化分三个步骤：退出量化宽松、加息和缩表。目前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走得最快，处于缩表阶段；英国央行和加拿大央行处于加息阶段；欧洲央行处于缩减资产购买规模阶段；日本央行处于拐点前的预期阶段。且从美联储最新利率决议看，其预计加息节奏快于市场预期。

全球货币政策转向的风险主要通过五个渠道传导：第一，全球利率中枢将逐渐上移。根据GDP对美、欧、日、英的政策利率进行加权平均，2016年全球平均政策利率仅为0.28%，2017年底升至0.63%，涨幅超过1倍。即使在较慢加息情形下，2020年全球加权平均政策利率也将升至1.44%。在此过程中，以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为代表的无风险收益率快速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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