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称，在分解每年的城镇化增量由哪些人口变量构成的研究中发现，16%是自然增长（城市人自己生育的人口），5%是农转非（户籍的转变），26%是农民工（常住人口城镇化，中间还要回去），53%为就地转移（通过更改统计口径造成这部分人城镇化）。这部分只是通过更改统计口径的城镇化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效率。城镇化的核心是提高生产力，劳动力从生产力低的农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从农村转向城市，核心是为了提高生产力，整个转向的过程是为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以统计年鉴的数据来看，2016年，全国劳动生产力人均GDP为9.6万元，以此为基准，工业是平均水平的2.73倍，第三产业是平均水平的1.19倍，建筑业低于平均水平，只有68.3%，但也比农业高，农业只有平均水平的30.9%。也就是说，劳动力的流动，城市化的过程，只有沿着劳动生产率攀升的阶梯才是一个正确的、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过程。反之，就是逆生产力的过程。

在蔡昉看来，在城镇化任务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城镇化速度在减慢。此时，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本来需要更加依赖生产力的提高，恰恰这时候生产力提高的动力不足，所以面临着重大的挑战。解决这一挑战的出路，就是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

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城镇化并不对立

蔡昉认为，在推进城镇化，未来很显然要借助户籍制度的改革。只有户籍制度的改革，才能让农民进城以后真正成为市民，既在城镇就业生活，也能够享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是要达到的目标，这个城镇化其实是不可逆的。但在推进农民工劳动力转移，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还要照顾到农村、农业本身的发展。也就是说，劳动力转移多少取决于农业劳动力生产率提高到什么水平，而劳动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又取决于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三者之间相互制约。所以，城镇化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户籍制度改革要加快，但仍然可能要有渐进性，有其历史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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