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从劳动力成本看，社保缴费使得用工成本太高。近年来，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加速，全国老龄办最新统计，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2.4亿，占总人口比重达17.3%，平均近4个劳动力抚养1位老人。因历史与制度原因，我国社保和养老欠账太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历史债务偿还机制缺失，政府财政一直没有偿还转制成本。在职一代既要通过代际转移支付赡养已经退休一代，同时又要为自己的将来做准备，从而造成了后代人必须提高缴费率，各项社保缴费负担占到企业用工成本的40%。在“降成本”政策中，养老金缴费率仅在有条件的地区下调1个百分点，边际改善效应十分微弱。

三是从土地成本看，一方面是跨省的建设用地指标调剂制度长期缺位，人口聚集的发达地区建设用地指标短缺，另一方面是地方税收体系不完善，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较高。近年来，在全国政府财政收入中，房地产相关的各种税收，包括房地产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契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等，加上土地出让金收入，与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最高达到约45%。地方财政与房地产泡沫形成利益共同体，会激励地方政府在独家垄断区域性土地市场控制供地节奏，人为抬高地价和房价。房地产泡沫反过来又进一步拉抬用地成本，并且间接推升劳动力成本。

总而言之，围绕高质量发展与防控金融风险这两大主题，我们核心的关切点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根本措施需要加速推进财税改革，破除阻碍资源有效配置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提高投入的产出效率。

二、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是全社会杠杆率偏高的主要原因

2017年之前的一段时期，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较快，2012-2016年年均提高13.5个百分点，债务风险“灰犀牛”引发各方持续关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将“去杠杆”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之一。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经济稳中向好及稳健中性货币政策有效实施，2017年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速度明显放缓，全年上升2.7个百分点至250.3%。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59%，比上年下降0.7个百分点，政府部门杠杆率为36.2%，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住户部门杠杆率为55.1%，比上年高4个百分点。虽然总体风险可控，但其中的结构和趋势还需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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