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上的恶性循环在短期内很难被打破，那么就要考虑从微观层面鼓励生育。日本政府确实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1994年出台的“天使计划”以及1999年出台的“新天使计划”，强调支持就业女性抚养孩子。随后又陆续颁布了一些法案，旨在为结婚生育提供支持，以及消除就业领域中的性别歧视。效果不能说没有，但并不足以扭转少子化的大趋势。

可见，政府出台的政策并不能立竿见影地打消人们生育决策时的各种顾虑。在现代社会，以育儿为中心的文化氛围逐渐消解，“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观念开始改变，女性也越来越愿意步入社会参加工作来实现其人生价值，这都使得人们尤其是女性在生育问题上挣脱了文化因素的束缚，而更多地从经济因素进行理性分析。

首先，对于职场女性而言，生育会带来极大的机会成本。在日本的大部分企业中，男性职工的终身雇佣制与年功序列制度根深蒂固。在这样的环境里，女性本来就很难获得晋升，所以M型就业模式（指女性毕业参加工作，结婚生子期间辞职回家，孩子上学后重返劳动力市场，呈现出M曲线。）成为了女性的主要就业方式。一旦选择生育，女性就会重新遭遇就业困境。即便有些公司保证员工在享受1年期产假后还能回来工作，但也必须从头开始。这就意味着，选择生育，就等于是选择放弃自己的职业生涯。对职场女性而言，生育的代价太过高昂。

其次，倘若孩子有人照看，女性在休完产假后便能重返职场，那么很多女性也许还是愿意生孩子的。可是日本托儿所又极度匮乏，这就使得女性很难兼顾工作。据日本内阁府儿童育成会资料，近6年来，每年都有超过2万名的待机儿童。所谓“待机儿童”，专指那些因为托儿所人手不足或满员导致无法入读的儿童。如此，女性在是否生孩子的问题上，顾虑便又多加了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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