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是敦煌本地人，小时候对莫高窟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工作后才认识到这里原来有那么高的历史价值。亲戚朋友对他这份工作都特别尊重，“往小处说是积德行善，往大处说，莫高窟这么重要的工作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与长年在洞窟工作导致患有职业病的同事相比，刘涛的身体状态很不错，他说，在石窟工作衣服要穿厚一点，棉马甲、护腰、护膝都要用上，洞窟阴凉得很，尤其是大型洞窟，久了很容易得关节炎。

“师傅以前跟我说过，文物跟人的生命是一样的，如果修坏了那就永远都没有了，所以修的时候一定要尽心尽力。”他说，“工作上可以允许有不到位，但是不能修坏，我们使用的材料很多都是可逆的，过几年老化了就再修一次。”

修复无止境

修复文物就像是给人看病，文物也像人一样面临不可避免的衰老，于宗仁和刘涛他们能做的，是尽可能地减缓衰老，让时间走得慢一些。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敦煌研究院开始与国际一流的文物保护机构联系合作，为之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与美国盖蒂保护所（GCI）、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日本大阪大学合作项目研究实验室等机构保持长期合作，涉及化学、物理、工程地质、计算机、林学、建筑、测绘、摄影、气象等多个领域。

随着技术的成熟，敦煌研究院逐渐向国内外输出文物保护技术，承担重要项目。最近几年，于宗仁忙着带领科研团队在全国各地文物单位做修复项目，“敦煌研究院”成了业内的金字招牌。

“我刚入职的时候，研究所实验室条件、经费与国际一流机构都有很大差距，现在国家、公众、社会慈善人士都越来越关注，文物保护的意识也在提升。我跑了这么多文物保护现场，可能有些地方的文物级别比较低，所以在人员和资金上的支持力度不大，但是大家普遍都还是认可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他说。

尽管如此，特别愿意从事文物保护与修复这行的人还是很有限。“文保单位大都远离大城市，也正因为地理位置偏僻才会保留下来，可这与年轻人的社会需求是矛盾的。”于宗仁说，“文物还是很复杂的，我们每天做的研究都在不断接近客观本质，但是永远不可能认识到全部，所以没有止境。专业知识很重要，但是从我个人来说，还需要真正对这里抱有热爱。只有内在动力，才能不断地提升技艺。”

有时候，于宗仁会去莫高窟窟群对面山头的墓地走走，很多研究院前辈长眠在那里，可以眺望三危山和鸣沙山。每年清明节，研究院有很多人自发去那边献花。“论物质条件，今天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论精神条件，今天来自各方面的诱惑和干扰更多。”他说，“在最早的一批开拓者之后，有我现在的老领导们，他们从前辈身上获得精神力量，也同样潜移默化地感染和激励着后来人。”于宗仁感慨说，“这么一个伟大的石窟跨越几千年，我们相比之下是微不足道的。机缘巧合从事了这样的工作，虽然时间很短但是也很光荣。”

刘涛还有几年退休，已经不再频繁去外地工作，每天早上八点坐班车上班，中午在单位食堂吃饭，下午六点乘班车回敦煌市区的家。两个女儿结婚后在西安生活，迷恋上文物修复工作的儿子则还要跟着学几年才能独当一面。

“现在特别想到处去看看我曾经干过的工作，前后对比看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有变化是因为环境，还是因为自己当初没有做好。”刘涛把他修复过的一尊元代雕塑的照片设为手机屏保，时不时拿出来端详，眼中有慈爱，也有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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