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设身处地想象一下从上海出发，站在船头，跟你的船员要在海上航行20天到达目的地。这过程中要发生形形色色的事情，例如与船员的关系、自己的技术与领导能力等都是很大的考验。而当经历了这样的体验后，看到新大陆了，是坐船着陆而非坐飞机，成就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你是船长则会更不同。”杜仁对第一财经记者比喻。

“到中国去！”

杜仁在2018年的新任命也足以见得英孚教育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第一财经记者在采访中留意到，杜仁与中国的渊源，早在第一个女儿诞生前一周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当时，才入职英孚7个月的杜仁被派遣到瑞士的英孚总部担任市场销售经理。刚在瑞士稳定了工作与生活的他，与太太已经规划好了未来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他即将迎接自己的第一个女儿出生。

一天，当他正在购买婴儿用品时，接到了来自创始人霍特先生秘书的电话，秘书传达了霍特希望杜仁可以举家迁至香港，协助其长子菲利普·霍特（PhilipHult）开拓亚洲业务。起初这项安排让杜仁非常纠结，妻子马上就要待产，自己即将升级为父亲。

家庭与事业两难时，杜仁又将航海中所需的聆听技能发挥出来，他征询了妻子的想法，也倾听了霍特先生认为的“需要搭上一趟不能错过的火车”的建议。最终他选择了“迁移”。

与事业一起“迁移”似乎是英孚人的一个传统，包括霍特自己。霍特认识到，从英孚成立至今，每一次企业扩张都会遇到来自不同方面的阻力，这阻力不在于变化本身，而在于人们怎么考虑变化。他清楚地知道今年能起到作用的东西，可能在两年后就没有用了。如果你正沿着街道跑步并意识到你跑错了方向，那就应该马上掉头。所以他一直强调这样一个理念：不断的变化就是静止，而一个想要静态、可以预料的生活的人，不应该待在英孚。

霍特此前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就表示：“对于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来说，可能很难理解瑞典这样一个小国如何看待国际化和全球化。瑞典全国的人口可能只有上海的一半，我的生意也是一点一点做起来的。”

杜仁则向记者感叹，作为一个外国人亲历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是别人45年也无法感受到的。他看到中国在十几年中就从一个制造大国转型为服务大国、创新大国，现在又在打造中国品牌走向世界。这也证明了霍特的眼光，如今中国已经是EF英孚教育的第二大市场。

EF英孚作为一家全球性的私立教育集团，从1965年创立至今，已经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员工达50000多人。尽管如此，它又有如初创小公司一般在运作，至今尚未上市，也从没有任何外部资本注入过这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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