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萌也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以契约型基金为例，目前国内的契约型基金是先由产品管理人发起后再进行融资，管理人是基金日常经营的负责人，可以视作基金的实际控制人。若该基金控股某上市公司，也应当认定基金的实际控制人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万乘私募基金最终能否实现控股“心愿”仍不得而知，但可以看到，自2018年下半年开始，不少私募基金、资管计划开始积极参与证券市场，各路资金纾困上市公司成为了热门话题。

2018年10月，证监会曾公开表示：“鼓励地方政府管理的各类基金、合格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券商资管产品分别或联合组织新的基金，帮助有发展前景但暂时陷入经营困难的上市公司纾解股票质押困境，促进其健康发展。”

一边是对IPO在审企业三类股东的严格规定，一边是对已上市公司在获得各类基金、资管产品投资方面的松绑和鼓励。同样存在股权不透明、不稳定等问题，为何上市前后对三类股东问题的监管态度会出现明显差别？

沈萌向记者分析称，对IPO企业的三类股东进行严格规定，是为了保证其股权的透明性和稳定性，从而对拟认购股票的投资者负责；但企业上市之后，三类股东是自筹资金买入股权，也会根据自身的存续期和策略制定选择，是一个市场化行为，不会影响到其他投资者。

“三类股东的确存在控制权不稳定的问题，但如果相关的股权穿透等信息披露完善，那么二级市场投资者可以自己判断该如何应对，是买还是卖。”沈萌表示：“随着资本市场的成熟，未来契约型私募基金、资管计划这类产品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情况会越来越多。”

付立春表示：“若三类股东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或控股股东，仍要按照股权清晰的原则进行穿透，要保持与IPO时政策的一致性，同时也是对其他股东有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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