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法规缺失让监管无从下手。比如，各地普遍缺乏改建租赁住房项目立项、规划、建设、竣工验收、运营管理等规范性程序，不少已运营的集中式长租公寓是商改住、工改住等改建项目，或多或少不符合规划、土地等相关要求，也不符合《消防法》的“规划前置”消防审批条件，消防部门无法进行消防审批。有法律人士表示，政府租赁平台一旦将“问题房源”作为有效信息发布，就有可能异化为以政府公信力为中介机构背书。

而大量行为主体游离于监管之外，让其被动接受监管同样艰难。此前，各地曾要求出租行为各方对出租行为进行主动登记，作为税收征缴和补贴发放的依据，但主动前来登记的个人和机构极少。一方面，房主担心暴露房产信息；另一方面，需交税也让当事方缺少积极性。根据“放管服”改革要求，各地各部门在相关法律法规缺失的情况下，无法设置相关“备案”乃至“许可”要求租赁企业和租赁项目进行登记，更无法对不接受监管的企业和项目采取强制措施。

不仅事前、事中监管受阻，事后监管也难以开展。比如，《住宅设计规范》中明确把客厅归为居住空间，“客厅改造成房间用于出租是否合法或影响消防安全”暂无定论，也没有明文规定消防部门应当介入室内隔断的消防许可管理。

　　法律法规亟待完善

受访的各方人士认为，不想管、不好管、没法管背后其实是住房租赁法律法规缺失、制度不健全。过去几十年，住房制度更多关注产权交易市场规范，而当前对规范租赁秩序的需求愈发凸显。

熊林说，当前决策层面可能尚难预测城市化过程中将有庞大的租房群体，房屋租赁的全流程管理都需要制度建设及时跟进。资料显示，在东京、旧金山等西方城市，租房人口约占总人口的50%，而在北京、上海租房人口还只占3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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