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出口贸易调控则是调控手段亟待健全的另一环。2011年至2013年，我国猪肉及生猪产品进口量持续稳步增加，冷冻猪肉累计进口157万吨，超过1995年至2010年进口量的总和。2016年进口猪肉更是高达160万吨，超过了2011年至2013年的总和。除2016年外，大量国外猪杂进口均高于冻猪肉进口。猪肉及生猪产品进口对国内市场的冲击越来越大。比如，2013年和2014年猪肉进口保持高位，延长了国内猪价在谷底徘徊的时间，拉长了养殖户亏损期，加剧了产能非理性调减幅度，导致下一轮周期猪价的暴涨。“在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饲料刚性成本高于国际市场的情况下，国家要完善猪肉及相关产品进出口调控机制，适度控制进口，避免国外猪肉及制品低价倾销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同时要择机鼓励猪肉出口。”张学彪如是说。

猪肉消费习惯也需要引导。美国冷鲜肉消费占猪肉总消费的三分之二以上，我国只占20%。“活猪运输不仅大幅增加了运输成本，还容易导致疫病大范围扩散。冷鲜肉运输成本低，利于保障肉质，便于产销区间供需调节。”朱增勇建议政府出台具体政策和措施，引导、鼓励冷鲜肉生产、销售，引导国内消费习惯从热鲜猪肉变为冷鲜、深加工猪肉。

除此之外，业内专家认为，政府有关部门应继续致力于提升我国生猪养殖规模化、自动化水平。目前，美国年出栏5000头以上养殖户占比已达91.2%，我国年出栏500头以上养殖户占比才44.9%。张学彪调研发现，大规模养殖户全程参与养殖、屠宰、加工和销售各个环节，出栏生猪每公斤售价一般比中小养殖户高0.5元，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强。大约80%的养殖户由于规模小，需要通过经纪人、中间商才能销售，没有市场话语权，经营风险要大很多。

“生猪养殖过度保险容易导致产能过度扩张，要避免过度补贴导致新的生产失衡。”朱增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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