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门槛的提升，同步抬升了资金门槛，导致生猪养殖产业加速整合，适度规模生产逐渐成为主流。尽可能扩大对生猪产业链条控制，已成为各大规模企业的共识。本轮周期除了温氏、牧原等养殖龙头企业扩大产能外，新希望、大北农、双胞胎等饲料企业也向产业链下游的养殖环节布局，“公司+农户”或者“公司+合作社+农户”成为主要扩张模式。

建种猪场和扩繁场、粪污处理都需要巨额资金。以雏鹰农牧“公司+农户”模式为例，欲加盟的养猪户必须建有每年至少出栏1000头的合规圈舍，这样的猪舍投资至少需要100万元。此外，无论哪种模式，加盟的养殖场还需按每存栏1000头2万元的标准交纳保障金。“一般养猪户没有这种经济实力。”胡基政说。

产业加速整合和龙头企业加速介入，显著提升了我国生猪生产效率。上一轮周期每头能繁母猪一般能产有效仔猪大约15头，本轮猪周期则提高到了20头左右。因此，虽然限养区和禁养区猪场大量拆迁，能繁母猪存栏较2013年高峰期明显下降，但在规模企业扩张的推动下，2017年全国生猪产能就开始温和恢复。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猪肉产量恢复性增长了0.8%，扩张产能则在2018年集中爆发，导致今年二季度猪价快速持续下跌。

调控手段需完善

猪价大起大落，严重扰乱了猪肉生产，影响了城镇居民的生活，放大了经营风险，妨害农民可持续增收。业内专家认为，要减轻猪周期的负面影响，还需完善调控手段。

建立统一的市场分析预警体系，是完善调控手段最重要的一环。“我国不缺少统计数据，问题在于数出多门。发改委、农业农村部、统计局等不同管理部门数据口径都不同，应尽快建立科学、准确、权威的生猪市场价格分析预警体系。政府部门要加强对饲料、人工、流通、疫情等直接影响生猪价格波动因素的监控，对能繁母猪、仔猪和育肥猪存栏量变化以及生猪养殖成本效益实行实时监测，并组织专业人员队伍分析研判，及时通过各种媒体发布，引导养殖户正确认识市场走势，合理安排生产，有效规避市场风险。”朱增勇说。对企业和养殖者扩张生猪产能，尤其是东北等热点地区扩张产能，应适度引导。比如，可将东北地区由生猪产区转变为猪肉深加工区，避免产能过度扩张对其他地区生猪市场造成冲击。再比如，可大力推进生猪电子化交易平台建设，在提供交易便利的同时，形成合理的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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