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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一些企业负责人还表示,各地宜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提高职工补偿标准,鼓励他们走向社会,真正为企业减负。河北奥宇钢铁公司去年停产退出,但关闭前因钢铁行业极度困难,职工一再降薪,这导致按关闭前工资水平计算出来的买断工龄补偿标准很低。最终公司在地方政府支持下额外支出3000余万元,将补偿标准提高一倍以上,让1400余名职工解除劳动合同离开了企业。
在此轮去产能中,不少企业对国家奖补资金寄予厚望,不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笔专项资金既“花不完”,又“不够花”,其补贴企业、安置职工的功能还有待更好发挥。
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对山西5家大型煤炭企业的调查显示,财政奖补资金使用率较低。煤炭企业在使用专项奖补资金时,仅限于在册职工的安置,而大量非在册职工在安置时却用不上,导致专项奖补资金大量结存。更多企业则被奖补资金“不够花”所困扰。阜矿集团在过去两年共获得中央奖补资金16.6亿元,但辽宁省配套资金没有到位。因内部退养和工伤人员费用、离退休职工取暖费、停薪放假人员生活费等都需持续发放多年,剩余的奖补资金维持不了几年,后续支出存在缺口。此外还有很多安置费用不在奖补资金支出之列,安置负担尤为突出。
为解决资金瓶颈,一些地方开始探索产能交易。去年,冀中能源集团交易了22处煤矿的产能置换指标。集团副总工程师高会春介绍,按照去产能相关政策,22处矿井共需安置职工1万余人,企业能获得国家奖补资金约4.2亿元;而通过产能指标交易,总成交价格达12.45亿元,是国家奖补资金的将近三倍。
“这让企业不再为‘钱从哪里来’而苦恼。”高会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