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君龙2002年进入山西潞安集团石圪节煤矿工作，2015年5月，他转岗到潞安集团高硫煤清洁能源与精细化学品循环经济园区储运分厂工作。2016年，石圪节煤矿成为当年山西首批关闭退出的煤矿之一。记者 曹阳 摄

抱怨的少了 创业的多了

国企去产能“分流洪峰”平稳度过

“通过人社部门组织的技能培训，我在武安银隆新能源公司找到了新的工作，工资比在原先的钢铁企业不少啥。”因压减产能而被分流的河北人袁海鑫说。

过去两年，我国在钢铁、煤炭行业集中化解过剩产能。记者在山西、河北、辽宁、安徽、四川等地采访了解到，伴随着各地分流安置政策措施逐渐落实和职工观念悄然转变，去产能中最难的“人往哪里去”问题缓解，令此轮大规模分流平稳度过。但与此同时，职工补偿标准低、转岗空间窄、存续企业负担重等隐忧依然存在。

　　“不埋怨、不抱怨” 职工观念悄然转变

今年41岁的王军原是辽宁阜新矿业集团清河门矿综采队调度工。清河门矿2016年10月关闭，他家里有老人要照顾，所以没有报名参与异地转岗，而是解除劳动合同，购置了一台二手车。谈起对下岗的看法，王军回答：“煤矿都枯竭了，也不怨谁，好在下岗前国家支付买断金，让我得以买车改行。”

阜新矿业是辽宁省去产能“第一大户”。2016年，阜新矿业关闭位于当地7座煤矿中的6座，退出产能930万吨，涉及职工3万余人。记者近日在矿工聚居的阜新市站前街道、平西街道走访注意到，不少职工都像王军一样逐渐走出焦虑，较为坦然地看待分流。而在山西、河北、安徽等地采访时，很多职工对去产能也是“不埋怨，不抱怨”，这种比本世纪初国企“下岗潮”时更为平和的心态，成为本轮分流平稳度过的关键。

“不埋怨、不抱怨”来源于各地安置保障措施的落实。去年，河北省将去产能职工安置列为省委省政府十大民生实事，提出“决不把一名职工推向社会”。截至11月底全省去产能企业96家，涉及职工5.5万人，到年底已全部安置。安徽省从鼓励企业内部转岗、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市与市之间劳务合作等方面入手，确保去产能职工不挑不拣5天内就能就业，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去年共分流安置2.3万人，完成年度任务的102%。

2017年6月，位于山西省晋城市区的晋煤集团古书院矿正式关闭，曾经的职工澡堂检修工魏福晋并未由此下岗。早在2015年，资源即将枯竭的古书院矿就提前谋划，向市内多家超市输出职工500多人。魏福晋主动报名，如今已是一家超市的生鲜区主管。河北武安市裕华钢铁公司去年关闭部分产线，公司多方腾挪，在收回一些外包业务，安排280名分流人员重新上岗之余，近期又组建装卸车队、旅游公司，安置了1000人前往上班。

　　“双创”深入人心 成分流新渠道

随着一批新业态、新产业出现，以及“双创”深入人心，停薪创业也成为一部分职工的分流新渠道。

直到2016年10月山西焦煤集团白家庄矿正式关闭之前，刘忠已经当了11年矿井提升机司机，在数百米深的地下操作机器，每月工资4000元。之后，刘忠被分流到新成立的西山煤电集团公用事业公司护卫支队，工资由4000元降到不足2000元，开滴滴网约车成了他重要的经济来源。“有时间就出车，累了就休息，服务越好，收入越高。”

据山西焦煤集团统计，目前已有5800多名转岗分流职工参与了滴滴出行，近3000人次享受过专项奖励。

2017年6月，山西焦煤集团丰峪煤业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吕珺看到矿井即将关闭，主动下海成立文化传媒公司，主要制作煤矿安全动漫宣传品，如今已吸引40多名煤矿工人加盟。公司成立一个月，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培训中心就发来了以第二大股东身份出资入股的意向函。2017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000多万元。

位于成都市青白江区的鞍钢集团攀钢成都钢钒有限公司去年4月彻底退出，留守的公司经理张虎介绍，集团正筹划利用这块闲置的土地、厂房，发展现代物流、智慧制造等新兴产业，引导分流职工创业、就业。

　　分流平稳度过 安置仍有隐忧

尽管最为集中的职工分流已平稳度过，但是记者注意到，安置工作仍有隐忧。据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对山西同煤集团、晋煤集团、潞安集团、阳煤集团、中煤平朔等5家大型煤炭企业的调查显示，2017年，5家企业共分流转岗职工12839人，其中内部转岗占安置总数的八成以上。采访中一些去产能企业负责人表示，很多内部转岗并未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反而加重了企业负担。

这种现象在其他省份也很明显。以河北钢铁集团为例，过去两年内压减炼钢产能502万吨，约占集团产能的10%，带给河钢集团的是每年数十亿元的损失、7400多名职工的转岗就业问题。集团人力资源负责人表示，现在钢煤市场形势较好，这一矛盾尚不突出，一旦市场走低，企业冗员过多，容易重陷亏损。

连续两年的职工分流，让一些国有企业的存续产能用工人数翻番，甚至出现一个人的活两三个人干的现象。面对未来的持续去产能，企业内部可挖掘空间和回旋余地已越来越小。山西阳煤集团负责人介绍，过去两年集团已关闭7座煤矿，安置职工2500人左右，八成以上依靠内部转岗，预计2018年还要关闭5座矿井，需安置职工9000多人。“这些人何去何从，让我们最为忧心。”

在此压力下，一些企业想方设法拓宽就业渠道。辽宁阜矿集团针对当地煤矿锐减，职工技能单一等瓶颈，大规模转移职工前往集团下属的内蒙古白音华煤矿工作，目前已有6000多名职工前往；阜矿还将关闭产能的指标置换给宁夏两家煤矿，条件是这两座煤矿由阜矿组织矿工进行开采，投产后可安置1600人。

采访中一些企业负责人还表示，各地宜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提高职工补偿标准，鼓励他们走向社会，真正为企业减负。河北奥宇钢铁公司去年停产退出，但关闭前因钢铁行业极度困难，职工一再降薪，这导致按关闭前工资水平计算出来的买断工龄补偿标准很低。最终公司在地方政府支持下额外支出3000余万元，将补偿标准提高一倍以上，让1400余名职工解除劳动合同离开了企业。

在此轮去产能中，不少企业对国家奖补资金寄予厚望，不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笔专项资金既“花不完”，又“不够花”，其补贴企业、安置职工的功能还有待更好发挥。

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对山西5家大型煤炭企业的调查显示，财政奖补资金使用率较低。煤炭企业在使用专项奖补资金时，仅限于在册职工的安置，而大量非在册职工在安置时却用不上，导致专项奖补资金大量结存。更多企业则被奖补资金“不够花”所困扰。阜矿集团在过去两年共获得中央奖补资金16.6亿元，但辽宁省配套资金没有到位。因内部退养和工伤人员费用、离退休职工取暖费、停薪放假人员生活费等都需持续发放多年，剩余的奖补资金维持不了几年，后续支出存在缺口。此外还有很多安置费用不在奖补资金支出之列，安置负担尤为突出。

为解决资金瓶颈，一些地方开始探索产能交易。去年，冀中能源集团交易了22处煤矿的产能置换指标。集团副总工程师高会春介绍，按照去产能相关政策，22处矿井共需安置职工1万余人，企业能获得国家奖补资金约4.2亿元；而通过产能指标交易，总成交价格达12.45亿元，是国家奖补资金的将近三倍。

“这让企业不再为‘钱从哪里来’而苦恼。”高会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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