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意味着，经济较为富裕的外来居民，自如地活跃在上海市中心各处。同时，有一部分收入水平偏低的外来居民，无论自己居住在哪里，都没有表现出对上海城市本身的兴趣。他们中有一些因为工作原因可能必须居住在市中心，如静安区。但是静安寺等重要旅游和消费场所与他们的生活无关，一年都去不了一次。他们始终是这个城市的陌生人。

同时，再比较两组移动能力明显不同的拥有上海户籍的群体，也能从中发现一些问题。移动力较强的一组，年龄明显要小，收入也偏高；而移动力较弱的一组，老龄化问题十分突出，收入也就较低。这就意味着，对于很多上海的中老年人而言，自己很难适应城市的巨大变化，也失去了在更大城市范围内移动的兴趣或者能力。所以，移动能力较弱的群体，同时也是经济和社会地位较弱的群体。

那次调查中还询问了一个富有深意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您认为自己是一个上海人”。出身在上海的户籍人群自然没什么疑问，而外来人群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表现出与他们的移动能力高度相关。即移动能力较强的那一组，总体上认为自己偏向属于上海人。而移动能力较弱的一组，总体上不认为自己属于上海人。后者或是经济收入偏低，不想去接触高档商业环境；或是觉得文化上有隔阂，不屑于去那些地方。最终，城市身份认同上的差距就逐步产生了。

所以城市空间既是开放的，也是封闭的。以上海为例，无论人民广场还是静安寺，都有大量高档商场和娱乐设施，所有人都可以造访，这本身也是城市带给人们的重要价值之一。但是这些资本高度密集的空间并不能给所有人同样的愉悦感。不论常住群体还是外来群体，都有很大一部分群体并不喜欢这些场所，甚至对这些场所感觉排斥和厌恶。在数量上，这些隔绝于重要地标场所的群体，才是上海人口的主流。

因为户籍、老龄化等问题，我们的城市产生了一大批与公共空间隔绝的“隐性居民”或“沉默居民”。城市隔绝，有可能会从空间隔阂导向人心隔阂，当然城市隔绝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更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要加强城市的团结和凝聚力，维护城市身份认同，还是应当从城市空间入手，注重城市各个区域的发展和变动，鼓励居民更多互动和接触，减少偏见、加深理解。

（作者梁捷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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