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注册制下，对发行人相关信息的判断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上，市场需要了解哪些信息？这些信息以何种方式披露？披露到哪个程度？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形成相对完备的规则。而投资银行和发行人就需要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的规则进行信息披露。投资者则假定这些信披规则已经能够促使发行人实现了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准确性和及时性，因而可以就这些信息进行解读和推断，并从中发现投资价值所在。也就是说，一个投资者愿意花功夫的话，是可以从所披露的信息准确推断公司的行为和价值。这是有效市场假说的关键所在。注册制假定发行人、投资银行和投资者都是理性经济人，因而只要信息完备，理性经济人都能做出最优决策，体现在价格机制上，就是市场价格充分反映了公司的全部信息。

注册制的设计背后坚守着有效市场的理念，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略。通常人们只看到了注册制背后监管的变化，而忽略了注册制自身所必须具备的前提。一旦这个前提无法满足，实际上注册制的实施效果就会弱化。这就是为何全球证券市场并不全是注册制的缘故。市场条件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甚至对市场的认知理念不同，都可能导致相应的监管理念和具体制度设计。假如我们只是一味地为了注册制而寻求某些改变，就可能会忽略注册制有效性的条件，从而导致注册制的效果打了折扣。特别是，即便市场有效假说也是备受质疑的。现有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与经验研究不全是支持市场有效假说，行为金融实际上是反对这个假说的。按行为金融的看法，市场低效或者无效才是常态，这其中包含了投资者理性不充分的说法。而一旦投资者不够理性，面对注册制会如何完全对自己行为负责？这可能是未来A股实施注册制需要考虑一个的问题。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