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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资源要素投入的增加引起经济产出规模的扩张,并以此带来增长;另一种是在技术管理创新的条件下,资源要素配置效率提高、产出的数量增加、产品品质得到明显提升,在此情况下,尽管投入的资源要素不增加或者很少增加,但仍然能取得较好增长。同第一种经济增长相比,通过第二种方式实现的经济增长是更有质量的增长。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必须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质量变革,反映的是经济体能通过动力结构调整使产出的产品和服务不断优化,满足新时代城乡居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效率变革,反映的是资源要素能通过创新实现集约节约化配置,以提高产出效益;动力变革,反映的是经济发展的动能机制转换,可以支撑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当前,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国际环境看,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生产成本低、产品价格有明显竞争优势,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转向购买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对我国同类产品的需求正在减弱。部分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加大了我国的出口阻力。同时,美欧发达国家相继采取较大幅度的减税措施,吸引中高端制造业向本国回流,我国在发展中高端产业方面也受此影响,遇到了瓶颈制约。在此条件下,继续依靠原有的出口导向型战略拉动经济增长,显然不现实。
再看国内,从内需看,自2010年以来,投资和消费的增长率都在持续下滑。受到投资空间变小的限制和边际效益大幅度下降的影响,不能再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从消费看,受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相对滞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消费环境还不完善、国内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结构升级缓慢等因素影响,国内消费需求结构矛盾也比较突出,有效消费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当前经济结构转型进程中的要害所在。从供给看,我国大量资本、资源过度进入中低端制造业,造成这些行业投资拥挤和产能严重过剩,同时由于中高端产业技术门槛较高,又导致资本、资源进入严重不足。在供给结构上出现了中低端供给过剩与中高端供给不足的矛盾。
综合来看,推动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新的动力支撑。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就是要尽快培育形成经济增长新动能。
应该看到,目前,我国距离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为:在供给侧,资源要素配置还未完全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节约型转变,生态环境压力比较大。产业实现高端化程度较低,产品优质化程度也不高,企业经济效益有待提升。在需求侧,我国经济对外依赖度偏高,出口中低端产品比重过大;国内需求中,投资率高过常规值,消费空间拓展受到城镇化相对滞后、中等收入群体成长比较缓慢的影响,消费增长潜能难以释放。在体制方面,确保市场经济有效有序运行的法治保障还需进一步完善,目前行政性审批事项多、许可证发放繁琐等现象依然存在,行业垄断多,民营企业进入部分市场门槛高,企业税费负担相对较重,企业实现转型升级难度较大。在创新方面,社会原始创新动力不足,尽管近年来我国科技贡献率、社会专利申请量的增长都比较快,但在核心领域、关键环节、重要基础性零部件等方面,领军人才短缺,技术瓶颈突破缓慢。这些都对更好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形成了制约。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对此,应在着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上下足功夫,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
下一步,应调整需求结构,降低对外需的过度依赖,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将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作为引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释放潜在消费需求、挖掘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新需求、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等,以此更好催生增量需求;同时要调整产业结构,改变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分工地位,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带来的新技术成果,将重点放在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上,力争在短期内形成一批对国民经济有支撑作用的支柱性产业,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推出一批在国内外有质量优势的品牌产品。(本文来源:经济日报作者马晓河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建立与之相对应考核体系的呼声越来越大。中财办主任刘鹤近日在达沃斯论坛发言称,今后几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构政策、改革政策、社会政策都将围绕高质量发展的总要求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