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认为，从“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是第二阶段目标任务看，除降低税费负担和制度性交易成本任务完成较好外，其他成本领域的任务完成还有着一定差距，“当前的政策式降成本更加关注成本下降的一侧，缺乏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的有效措施，单纯降成本并不能带来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

打好持久战

降成本工作如何进一步推进？针对企业降成本的现实需求，近期国务院密集出台了有针对性的措施：

6月2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调整运输结构提高运输效率，加快发展多式联运，推动船、车、班列、港口、场站、货物等信息开放共享，进一步清理运输环节经营服务性收费等举措。

6月28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电视电话会议，明确要以更实举措深化“放管服”改革，5年内企业开办时间压缩到5个工作日内、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审批时间和进出口通关时间均压减一半。

7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聚焦减税降费，将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75%的政策由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大至所有企业。

“降成本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问题是以什么方式去降成本。”刘尚希表示，在“三去一降一补”中，“三去”的问题本质上也是降成本。比如，产能高了成本就上升，库存大了、杠杆高了，财务费用也下不来。

刘尚希认为，当前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的方式多为分散的政策式降成本，未来要转向改革式降成本。

“现在是政府主导的降成本，下一步可能就是由企业主导、市场主导、政府协助的降成本过程。针对不同的企业，成本要区别对待，有重点地采取措施，让企业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更好的作用。”何德旭说。

实际上，“改革式降成本”在今年以来的降成本工作中得到了体现。今年4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做好2018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明确了2018年降成本的9个方面30项任务，并强调2018年降成本工作要更加注重中长期目标确立和长效机制建设，把降成本与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持续发展能力结合起来，以提高实体经济供给体系质量为重点。

“改革式降成本要以‘破’和‘立’来实现‘降’，一方面要破旧体制，破除那些不利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制度瓶颈和制度壁垒，另一方面要立新体制，通过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设计来实现制度成本的降低。”刘尚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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