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环：金融风险的源头在于高杠杆。一段时间来，中国各机构也在努力推进去杠杆。但我们也注意到，在刚刚举行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例会上提到，把握好结构性去杠杆的力度和节奏。您认为应当如何把握这种力度和节奏？

李扬：去杠杆没有一个绝对的、统一的标准，我们认为，鉴于杠杆操作是现代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因此，去杠杆的要义是防止借贷过度，是要保持杠杆的可持续性，一旦出现杠杆率过高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处理其中的不良资产。

虽然杠杆操作是现代经济的基本特征，但若使用过度，便会出现问题。在过去几年里，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中，过度使用杠杆是突出问题，所以要对它们要进行去杠杆。问题在于，经济是由很多不同部门构成的，各部门承担杠杆的能力也存在差别，所以去杠杆不能一刀切，于是就有了稳妥地进行结构性去杠杆的安排。

从国际经验看，政府部门杠杆率高是最不好的一种情况，因为政府部门杠杆率高，赤字多，债务多，其影响是全面的、宏观的、长远的，而且容易引致大量发债以及征收苛捐杂税等问题，总体来说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

对中国而言，还需要警惕企业的高杠杆。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经济的总债务、总杠杆率在几个主要国家中是相对较低的，但是，企业债务较高，是中国的突出问题，这也是中国经济结构非常显着的特点。正是因为如此，在结构性去杠杆的过程中，我们的首要重点是企业，企业去杠杆的关键是国企问题，国企去杠杆问题的核心是处置僵尸企业，而僵尸企业问题的本质是不良资产问题。这样理清楚，我们去杠杆就不至于平均使用力量，就会有的放矢。

中国杠杆率的第二个问题关乎政府，特别是其中的地方政府。客观而论，解决这一问题，非常复杂，因为它牵涉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涉及多级政府间关系，且牵连到财政与金融的关系，因此，要彻底解决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和杠杆问题，还须深入改革我们的体制机制。

环环：最近一段时间，中美间的贸易摩擦成为市场最担忧的外部风险。您如何看待中美贸易之间出现的问题？

李扬：中美间的经贸摩擦今年开始显露，但其实问题很早就已经存在。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二战结束不久，西方国家针对当时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对这些国家实施高科技领域、军事领域的产品禁运，中国就属于被禁运的国家之列。更应引起我们警惕的是，上世纪90年代，前苏联东欧集团解体之后，巴黎统筹解散，取而代之的是《瓦森纳协定》。该协定已经解除了对原苏东国家的禁运，但是对中国的禁运依然保持，且延续至今。我们提出这一点，是想提醒大家，二战以来，中国一直就被视为“另类”，因此，我们无须对当下美国的政策感到吃惊。

其实，美国现在提到的贸易逆差，只要他改变一点贸易政策便可全部解决，只要他卖一些高科技也就是高价值的东西给我们，逆差极易消失，但是他不这么做，反而对我们指手画脚，这背后的问题就复杂了，已经超出了经济问题的范畴。我的一位经济学家朋友最近仔细研究了301调查的相关文件，他冷静地告诉我，其实，美国政府并非根据301调查做出的制裁决策，他们的很多调查实际上是很不负责任的。因此，我想说的是，对于中美贸易摩擦，我们一定要丢掉幻想，以平常心去从容应对。

今天的情况无非是历史的延续。这背后其实是全球治理机制的调整问题，是对于全球化向何处走的一个看法问题。中国始终强调这个世界是多元的，正是基于多元共赢的理念，我们有了“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是把原来的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领导的全球化中被忽略的一些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将它们联系起来。这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思路，完全不同的全球治理模式，所以与原有模式产生了冲突。这种思路的冲突，文明的冲突，并不容易通过谈判来解决。

当然，我还要强调，要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基础是把中国问题解决好。

环环：近来，中国资本市场对外资开放的节奏明显加快，但也有人担心开放带来的冲击和风险。您如何看待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

李扬：我相信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速度会比以前快。

我们对外资的考虑经常会在控制权上纠结，其实研究显示，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如果一个经济体出现问题，外资往往是其中最稳定的部分。因为本国资本有一万种途径来逃避风险或实施自救，而外资则唯有依赖于经济的稳定，方能存活并发展。因此，我们在对待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时，必须克服“必须我说了算”的心态，现在到了彻底抛弃这种心态的时候了。

所谓外资进入中国金融体系，无非是说外资可以持有并买卖人民币定值的金融资产。因此，人民币定值的金融资产市场发展如何，我们对这些市场的监管如何，我们的法律制度如何，决定了外资进入的利弊和发展方向。所以，我们又回到问题的起始点，引进乃至更大规模引进外资的利弊得失，取决于我们市场体系建设的好坏。

我从来不认为把市场向外资开放就是“狼来了”。但是，要想使得外资对中国经济产生最大的福利效果，需要我们把市场搞好，把政策搞稳定，把法制框架搞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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