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翎也向记者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职能部门进行赔偿时根据劳动能力鉴定书。工伤到底赔多少钱，不是仅根据医生的诊断决定的，劳动能力鉴定的最终结果才决定了赔偿的金额，鉴定的级别越高，工人获得的赔偿越多。”

焦点五：出现误诊能否直接抓医生？

该案被曝光后，不少医生都在社交网络上表示，若对诊断有异议就抓医生的做法成为常态，将导致医生职业人人自危。因此在本案中，对三位医生问责的程序问题也是外界关注的一大焦点。

郭春明向记者表示，因为误诊或医疗事故造成的诉讼多为民事案件，以刑事犯罪逮捕医生的案例较为少见，“如果确实涉嫌造成3000万社保损失，失职罪的罪名认定也是合理的。”

毛翎对于问责的程序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她认为，就职业病的诊断来说，如果对诊断结果有异议，由劳动者或者用人单位两方中的一方提出，然后进行职业病诊断结果的鉴定，“对职业病诊断医生来说，收受贿赂当然是不应该的，无论是来自劳动者的还是企业的。但由于医生年资、经验不同，所掌握的知识、水平和能力不同，所以每个医生都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公安机关最初以经济诈骗罪对罗劲松和黄亨平医生进行了立案调查，先后采取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2017年8月11日解除取保候审。之后，又以涉嫌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执行逮捕先后逮捕了黄亨平、张晓波、董有睿。

据家属和律师提供的信息，检察机关两次因为证据不足将该案退回公安机关重新侦查。

“因为没有找到三位医生对外勾结收受贿赂的证据，公安机关将最初的经济罪名变更为了失职罪。”常铮告诉记者，依据我国的刑罚，当国家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履行职务行为存在严重失职时，国家机关有权力对他们提起诉讼，“如果医生失职，医院当然有责任，主要是管理上的责任，但医院涉及不到刑事问题。”

对于变更罪名的做法，张新年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这个案件中，三个医生如果没有经济上的意图，就很难自圆其说了。究竟是什么动机让他们做出错误的判断？没有经济上的原因，只能用同情心解释了。第一阶段证据不足后，为什么不是释放，而是变更罪名？”

澎湃新闻记者未能联系到当地警方对上述说法置评。

经办该案的一位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该案还在审理的过程中，具体情况不便对外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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